后来他不想了。他只知道，他还在打电话，还在写信。每周四晚上八点四十五，他准时出现在电话亭。每个月，他准时寄出一封信。

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。不知道他有没有看。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。

但他还在做。

因为如果不做，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。

冬天又来了。

日内瓦的冬天很长，从十一月到三月，几乎天天都是阴天。雪下了一场又一场，积在路上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

他站在电话亭里，看着外面的雪。雪花贴在玻璃上，很快化成水，流下来。

他想起县城的冬天。想起天台上厚厚的雪，想起他们一起堆过的雪人，想起简渝潼冻得通红的脸。

他拨号。

通了。

那边说：“喂？”

他说：“是我。”

那边说：“嗯。”

他说：“外面下雪了。”

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边也下雪了。”

他愣了一下。

他说：“是吗？”

那边说：“嗯。”

他说：“冷吗？”

那边说：“还行。”

他说：“多穿点。”

那边说：“你也是。”

沉默。

他看着玻璃上的雪，说：“那我挂了？”

那边说：“好。”

挂了。

他站在那儿，看着那些雪。雪花还在飘，落在电话亭顶上，落在梧桐树枝上，落在他的脚印上。

他想：他说“你也是”。

他回到宿舍，坐在桌前，拿出信纸。

他写：“今天下雪了。你说你那边也下雪了。我想知道，你站在雪里的时候，会不会想起我？”

写完，他看了一遍。

然后把最后一句划掉了。

寄出去的是：“今天下雪了。你那边也下雪了。”

有一天，他收到一片梧桐叶。

信封上没有寄件人，只有他的地址。他拆开，里面只有一片叶子，压得平平整整。

他看了很久。

叶子是黄的，边缘有点卷，叶脉清晰。他把它放在手心里，翻来覆去地看。

他不知道是谁寄的。

但他知道，这是国内的梧桐叶。县城的梧桐，和日内瓦的不一样。

他把叶子压在实验记录本最后一页。

压了一个小时，手没离开过。

那天他写了七页公式，全是错的。

他有时候会对着墙壁发呆。

墙壁是白的，和医院的一样白。他看着那面白墙，脑子里什么都没想，又好像什么都想了。

他想起简渝潼的脸。想起他笑的时候眼睛会眯起来，想起他生气的时候会抿着嘴，想起他发呆的时候眼睛看着不知道什么地方。

他想起他说的每一句话。想起他说“太远了听不懂”，想起他说“我考虑一下”，想起他说“谢谢”。

他想起那枚戒指。他还戴着。每天洗澡的时候摘下来，洗完再戴上。戒指在他无名指上留下了一圈浅浅的印痕，怎么也消不掉。

他看着那圈印痕，心想：他呢？他还戴着吗？

他不知道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在实验室待到很晚。

出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。他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路灯亮着，照出他长长的影子。

他忽然停下来。

他想起以前在县中的时候，有时候也这样晚归。那时候简渝潼会等他，两个人一起走回宿舍。路上会说一些有的没的，实验，考试，食堂的菜。有时候什么都不说，就只是走。

他站在路灯下，看着自己的影子。

现在只有他一个人。

他站了很久。

他有时候会想，如果那天他没走，会怎么样？

如果没去CERN，没出国，留在县城，陪在他身边，会怎么样？

他们会一起毕业，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。可能租一个小房子，可能养一只猫，可能每天一起吃饭，一起散步，一起看星星。

他想了很多遍。

每一遍都想得很细。细到房子的窗户朝哪边开，细到猫是什么颜色，细到晚饭吃什么菜。

想完了，他睁开眼，看见的还是宿舍的天花板。

白的，空的。

他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

有一次他生病了，发高烧。

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浑身疼，脑子迷迷糊糊的。他想喝水，但起不来。他想吃药，但够不到。

他就那么躺着，看着天花板。

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，从墙角延伸到灯的位置。他看着那道裂缝，心想：如果我死了，会不会有人发现？

他想了一会儿，觉得不会。

然后他笑了。笑自己怎么会想这些。

他爬起来，去倒水。头晕得厉害，扶着墙才走到桌子边。他倒了杯水，喝了一口，又躺回去。

躺着躺着，他忽然想起简渝潼。

想起他发烧的那个晚上，他翻墙买药，被扣留到凌晨三点。他把药热了二十分钟，送到他床前。

他想：他那时候，是不是也这样难受？

第二天烧退了。

他爬起来，去实验室。同事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，有点感冒。

那天他做了很多数据，做到很晚。

回去的路上，他经过电话亭。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那部电话。

然后他走进去，投币，拨号。

没人接。

他挂了。

站在那儿，他忽然想：他会不会也生病了？会不会也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没人照顾？

他想了一会儿，走出电话亭。

外面的风很冷，他把外套裹紧了一点。

四年了。

他站在宿舍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湖。湖水还是那么蓝，天鹅还是那么白。四年了，什么都没变。

他想起刚来的时候，也是站在这个窗前。那时候湖边的树还没发芽，光秃秃的。现在它们已经长高了很多，枝叶繁茂，遮住了半边天。

树在长，他在老。

他摸了摸自己的脸。四年了，好像没什么变化，又好像变了。眼角多了几条细纹，下巴上偶尔会冒出一两根白的。

他想：他呢？他变了吗？

他不知道。

有一天，他收到一封信。

信封上的字迹很陌生，不是他的。他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。

照片上是县中的天台。天台上站着一个人，背对着镜头，看着远处的山。

他看了很久。

那个人穿着灰色的外套，头发有点长，身形瘦削。他认出来了。

是简渝潼。

他把照片翻过来，背面没有字。

他站在那儿，看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
然后他把照片贴在胸口。

贴了很久。

那天晚上他没睡着。

他把照片放在枕头旁边，侧躺着看。看他的背影，看他的头发，看他站着的姿势。

他想：他在看什么？是山，是天，还是在想什么人？

他想：他为什么会寄这张照片？是想告诉他什么吗？

他想了很多种可能。

每一种可能都让他心跳加速。

他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枕头湿了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湿的。

从那之后，他开始留意国内的消息。

天气预报，新闻，社会事件。看到什么都会想，他那边是不是也这样？会不会受影响？会不会有事？

有一年国内闹雪灾，他连着几天睡不好。每天看新闻，看受灾地区有没有包括县城。看到没有，才稍微放心。

有一天他看见一条新闻，说县城附近发生地震，4.2级。他看了好几遍，确认震中不在县城，才放下手机。

放下之后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傻。

他担心什么？他担心有什么用？他什么也做不了。

他坐在那儿，看着窗外的湖，看了很久。

五年了。

他站在电话亭里，看着那部电话。话筒的塑料表面被他的手磨得光滑了，按键上的数字也模糊了。

五年来，他每周四都来。春天，夏天，秋天，冬天。雨雪无阻。

他算了算，一千八百零四个周四。他打了多少次？他数不清了。他只记得接通的那三次，每次不到一分钟。

他写了一百多封信，一封回信都没有。

他不知道简渝潼有没有收到。不知道他有没有看。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。

但他还在等。

有一天，他接到一个电话。

是国内的号码，但不是简渝潼的。

那边说：“蒋岫翊吗？我是周老师。”

他愣了一下。

周老师说：“简渝潼……他父亲去世了。”

他站在那儿，握着手机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周老师说：“他让我别告诉你。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”

他说：“……什么时候？”

周老师说：“去年。”

他说：“去年？”

周老师说：“嗯。他父亲确诊之后，他照顾了两年。走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医院。”

他站在那儿，听着周老师的声音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他想：两年前。他打电话的时候。他说“还好”的时候。他父亲正在生病，正在住院，正在走向死亡。

他什么都不知道。

他说“还好”，他就信了。

挂了电话，他站在那儿，站了很久。

他想：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
他想：他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？

他想：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是不是刚从医院出来？是不是刚签完病危通知书？是不是刚看着父亲咽气？

他想了很多。

越想，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。

那天晚上他没去电话亭。

他坐在宿舍里，看着窗外的湖。湖是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他想起那些信。那些写了又划掉的句子，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意思。他想告诉他，他在这里，他想他，他等他。但他什么都没说。

他以为不说，就不会打扰他。

他不知道，在他最难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扛着。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，他不在。在他打电话说“还好”的时候，他信了。

他坐在那儿，坐了一夜。

天亮的时候，他写了一封信。

信里只有一句话：

“我在最难的时候，没有打扰你，你愿意被我打扰吗？”

他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把信撕了。

他知道答案了。

后来他继续打电话，继续写信。

他知道不会有回音了。但他还是打，还是写。

周四晚上八点四十五，他准时出现在电话亭。投币，拨号，等七声，挂掉。

每个月，他准时寄出一封信。信里还是那些话，日内瓦的天气，实验室的事，湖边的天鹅。

只是不再写“你还好吗”了。

他怕听到“还好”。

五年后，他回国了。

走之前，他去了一趟湖边。天鹅还在，喷泉还在，远处的山还在。他坐在长椅上，坐了很久。

他想：五年了。

他什么都没等到。但他不后悔。

他站起来，往机场走。

他不知道，在他走的那个月，有一个人站在县中的天台上，看着远处的山。

那个人手里握着一枚戒指。银色的素圈，内侧刻着一串数字。

他站了很久。

然后他把戒指戴上了。

左手无名指

时差六小时。

他在等他的时候，他也在等他。

只是他们等的，是同一个电话。

永远不会响的电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