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广州做月嫂的日子，像上了弦的陀螺，从天亮转到深夜，一刻也不得停歇。

雇主家多是城里条件不错的人家，对产妇和新生儿精细得很，一日五六顿月子餐要变着花样做，恶露观察、□□护理、宝宝抚触、夜里起夜喂奶换尿布，样样都不能马虎。有时候遇上难伺候的雇主，说话夹枪带棒，我也只能低着头忍下来。出门在外，求财不求气，这点委屈跟手里实打实的工资比起来，算不得什么。

累到极致的时候，沾着枕头就能睡过去，可只要一闭上眼，脑海里全是程昊的小脸。他才九个月大，牙牙学语，软乎乎的一团，我一走，便是把心头肉硬生生剜在了家里。每每想到此处，心口便密密麻麻地疼，连呼吸都带着酸涩。

我几乎每天都会往家里打座机。

2008年，农村装电话早已不稀奇，我们家也早早装了一部，就搁在堂屋方桌上，铃声一响，半个院子都听得见。一根细细的电话线，连着我与千里之外的红土岭，连着我日思夜想的程昊。每次电话一接通，我张口永远是先问起儿子：“昊儿今日乖不乖？吃了几碗粥？有没有哭闹？有没有磕着碰着？”

多半时候，都是清禾接电话。

公婆年纪大了，耳朵背，动作慢，往往等他们从里屋挪出来，电话都要响上许久。心蕾又总是坐不住，一听见铃声就嫌吵，要么躲出去，要么干脆不搭理。只有清禾，不管是在灶房烧火，还是在院里喂鸡洗衣，只要电话一响，她总会放下手里的活，快步跑过来接起，声音细细小小的，带着几分怯懦，却格外稳妥。

“妈。”

她一声喊，我悬了一天的心，才能稍稍落地。

我会一遍又一遍地追问，事无巨细。昊儿早上醒得早不早，中午吃了多少辅食，傍晚有没有出门晒晒太阳，夜里闹不闹觉。若是听见他乖乖吃饭、安稳睡觉，我这一整天的疲惫都能散去大半；若是听说他哭闹不止、或是有点小伤风小咳嗽，我能在这边急得坐立不安，恨不能立刻插上翅膀飞回去。

清禾总是很有耐心，一五一十地回答，从不会敷衍，也不会不耐烦。我慢慢才从她断断续续的话语里听出来，自从我走后，这孩子几乎成了程昊的小半个妈。

平日里她要上学，一早天不亮就要起床，自己收拾好书包，还要先帮着照看一眼熟睡的程昊，匆匆扒两口早饭才往学校赶。下午放学铃声一落，别的孩子还能在路边玩闹一会儿，她却是背着书包一路小跑回家，书包往凳子上一丢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抱程昊。

程昊那时候正是黏人的年纪，看不见熟悉的人就哭闹，公婆年纪大了，抱一会儿就腰酸背痛，根本哄不住。只有清禾，小小的身子抱着比同龄孩子结实不少的弟弟，在院子里慢慢走着，哼着不成调的调子，一哄就是大半天。程昊尿湿了裤子，她踮着脚找干净的衣裤给他换上；程昊饿了，她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慢慢给他喂粥喂水；程昊困了，她就抱着他坐在门槛上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直到他睡熟。

平日里尚且如此，到了周六周日，学校不上课，照看程昊的担子，便完完全全落在了清禾一个人身上。

刘进姬要么坐在门口跟邻里拉家常，要么就去别人家串门打牌，嘴上说着疼孙子，实际上根本不愿多费那份心思。程为辉整日蹲在田埂上摆弄庄稼，家里的事更是很少过问。心蕾则彻底成了甩手掌柜，上了初中之后，整个人像是脱了缰的野马，心思压根不在家里。

她比清禾大两岁，如今出落得有了少女的模样，开始在意穿着打扮，在意身边的朋友。学校里有了同龄的小圈子，下课跟女同学一起说悄悄话，放学约着一起走路回家，周末更是常常往外跑，要么去镇上逛街，要么去同学家玩耍，一整天都不见人影。

从前姐妹俩年纪还小的时候，虽说也算不上多亲密，好歹还会挤在一张床上睡觉，一起割草，一起喂猪，偶尔还能说上几句贴心话。可如今，心蕾打心底里瞧不上清禾的沉闷木讷，嫌她不爱说话，嫌她穿得土气，嫌她整日围着弟弟转，一身的烟火气。两人碰面，多半是心蕾不耐烦地敷衍两句，清禾低着头不吭声，姐妹俩之间的隔阂，越来越深，早已没了小时候那点微薄的情分。

有时候我在电话里听见心蕾在一旁咋咋呼呼的声音，叮嘱清禾看好弟弟，别让他磕着碰着，心蕾还会在一旁插嘴，语气里满是不在意：“一个男孩子，哪有那么金贵，摔一下怎么了。”

我听着就来气，忍不住在电话里数落她几句，她要么不耐烦地挂了电话，要么干脆躲得远远的，压根不听。指望她帮忙照看弟弟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

日子就这般不咸不淡地过着，没有波澜，也没有暖意，只有日复一日的牵挂、操劳与将就。

我在广州省吃俭用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雇主家剩下的饭菜，只要干净，我都凑活填饱肚子，每一分工资都小心翼翼地存起来，揣在贴身的口袋里，心里才觉得安稳。程大龙在深圳的工地，依旧干着搬砖扎筋的重活，日晒雨淋，辛苦异常，偶尔也会往家里寄点钱，只是数目不多，勉强够家里日常开销。

我们夫妻二人天各一方，一年到头也见不上几面，联系更是少得可怜。没有了整日面对面的相处，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争吵、歇斯底里的质问，反倒被遥远的距离慢慢磨平了。偶尔想起他跟张娟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旧事，心口依旧会刺痛，可更多的，是一种麻木的疲惫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还盼着他能收心，能悔改，能一心一意守着这个家。可这么多年过来，一次次的失望，一次次的背叛，早已把我心里那点念想磨得一干二净。如今于我而言，他不过是孩子的父亲，是这个家名义上的男主人，我们之间，早已没有了情分，只剩下共同维系家庭、拉扯孩子的责任。

我不再像从前那样，揪着一件事不放，哭天抢地，闹得人尽皆知。年纪大了，心气也磨平了，知道闹也没用，日子总归要往下过。为了程昊，为了这个家，我只能忍，只能将就。

时光一晃，便到了2009年1月23日，腊月二十八。

红土岭早已被年味包裹，家家户户都在扫房子、蒸馒头、炸丸子，村口时不时响起零星的鞭炮声，孩子们穿着新衣裳，在街上追逐打闹，到处都是热闹的气息。我跟雇主结了工资，揣着攒了整整一年的钱，挤上拥挤的火车，一路辗转，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。

几乎是前后脚，程大龙也从深圳赶了回来。

半年多未见，程昊已经满了两岁，个头蹿高了不少，能摇摇晃晃地在院子里走路，小嘴巴里能含糊不清地喊出“麻”“爷”“奶”，模样虎头虎脑，可爱得让人心尖发软。我一进院门，放下行李就快步冲过去，一把将他紧紧搂在怀里，鼻尖蹭着他柔软的头发，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。

这是我拼了命生下的儿子，是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全部动力，是我这辈子最割舍不下的心头肉。

程大龙站在一旁，看着我跟儿子，脸上没什么太多表情，只是淡淡说了句：“回来了。”

我抬头看他，不过半年光景，他又黑瘦了一些，眼角多了几分疲惫，手上布满了老茧，一看就是在工地吃了不少苦。我心里微微一动，终究是没说什么难听的话。

这一年过年，一家人挤在略显破旧的老屋里，倒也有几分团圆的喜气。公婆忙着准备年货，心蕾穿着新衣服，跟村里的同龄姑娘一起玩耍，程昊在院子里摇摇晃晃地跑着，我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护着，一时间，竟也有了几分岁月静好的假象。

回家之后，我对清禾的态度，明显好了许多。

不再是从前那般冷冰冰的呵斥，也不再是满眼的厌烦，偶尔会给她塞一点从城里带回来的零食、糖果，说话的语气也柔和了不少。

不是我突然良心发现，也不是我对这个女儿生出了多少愧疚，而是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明白，我不在家的这大半年，若不是清禾默默无闻地付出，尽心尽力地照看程昊，我根本不可能在外面安心打工。程昊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地长到两岁，大半都是清禾的功劳。

我还打算过完年继续出去打工挣钱，往后很长一段时间，程昊依旧要托付给清禾照看。我需要她听话，需要她稳妥，需要她一心一意护着我的儿子，所以我愿意对她稍微和颜悦色一些，愿意给她一点微不足道的甜头。

这份好，带着十足的算计，从头到尾，都是为了我的程昊。

过年那几天，家里人多热闹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可平静的日子终究是短暂的，我跟程大龙之间，那层看不见的隔阂，始终存在。偶尔聊起在外打工的琐事，或是提及过去的旧事，一言不合，依旧会争吵起来。

他依旧是那副沉默寡言、死不认错的模样，我依旧是满腹委屈、语气尖锐。只是相较于年轻时候的歇斯底里、大打出手，如今的争吵，多了几分疲惫与敷衍。往往是吵上几句，两人便各自沉默下来，扭过头不再说话，没有了当年非要争个对错的执念。

毕竟，年纪大了，孩子也一天天长大，折腾不动了。再怎么吵，再怎么闹，日子还是要往下过，这个家，终究不能散。

2009年，日子按部就班地往前走着。

心蕾十四岁，上了初中二年级，心思越发不在学习上，整日跟班里的女同学攀比穿着，羡慕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对读书这件事，越来越抵触。清禾十二岁，上小学六年级，依旧是沉默寡言的性子，学习成绩不算顶尖，却也踏踏实实，每日放学回家，依旧是包揽家务，照看程昊，从无怨言。程昊两岁，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，整日黏着清禾，跟在她身后一口一个“姐姐”，喊得清脆。

我跟程大龙过完年便再次外出打工，我依旧回广州做月嫂，他依旧去深圳干工地。家里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只剩下公婆、三个孩子，还有清禾日复一日的操劳。

时间从不等人，转眼，便到了2011年。

这一年，心蕾十六岁，已经初中毕业，在家闲散了一段日子，心思越发野了，整日羡慕外出打工的同龄人，一心想往外面跑。清禾十四岁，上了初二，眉眼渐渐长开，出落成一个清秀的小姑娘，只是依旧怯懦，不爱说话。程昊四岁，上了村里的幼儿园，小小年纪，已经会护着姐姐清禾，若是有人说清禾的不是，他会瞪着眼睛跟人吵架。

我依旧在广州做月嫂，攒下的钱越来越多，心里对盖新房的念头，也越来越强烈。红土岭的老屋，还是几十年前的旧房子，墙壁斑驳，下雨天漏雨，刮风天透风，看着别人家陆陆续续盖起了二层小楼房，我心里越发不是滋味。

我这辈子，没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在婆家抬不起头，在村里也没什么脸面。我想盖一栋漂漂亮亮的小楼房，让程昊将来有个体面的家，让我们一家人能住得舒坦，也让我在村里能挺直腰杆，扬眉吐气一次。

可盖房子需要一大笔钱，单靠我跟程大龙两人拼死拼活地挣，不知要熬到猴年马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