厂子解封的第二天，许明朗来了。
他骑着那辆永久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公文包，后座上夹着一捆报纸。进了院子，把车支好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给司临月。
“江国良的材料，我整理好了。”
司临月接过信封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沓厚厚的复印件。
有当年的车祸现场勘查报告，原始版本，不是被江家篡改过的那份。
有货车司机的口供复印件，上面按着红手印。
还有几封江国良和中间人的往来信件，字迹潦草，但每一封都提到了“孟庆山”三个字。
孟庆山，孟景和父亲的名字。
“这份原始勘查报告，你从哪儿找到的？”司临月翻看着那些泛黄的纸页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“公安局档案室。三年前那场火烧了不少东西，但这份报告被一个老警察偷偷留了一份底。”许明朗在桌边坐下，自己倒了杯水，“那个老警察当年就觉得案子不对劲，留了个心眼。我找了两个月才找到他。”
“他愿意作证吗？”
“愿意。但他有条件，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。江国良在海城的势力，他比我们清楚。”
孟景和从里屋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，正在削苹果。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材料，没有拿起来，继续削。皮削得很薄，一圈一圈地垂下来，没断。
“还有别的吗？”他问。
“有。”许明朗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张纸，“这是孟家旧部的名单。你爸当年的副厂长、车间主任、供销科长，大部分还在海城。有一部分被江国良收买了，但还有几个信得过的。”
孟景和把削好的苹果放在桌上，切成两半，一半递给司临月，一半递给许明朗。
许明朗看着那半个苹果，愣了一下，接过来。
“谢了。”
“名单上的人，你帮我联系。”孟景和把水果刀擦干净，放回抽屉，“约个时间，我跟他们谈谈。”
“你想怎么谈？”
“谈生意。也谈旧事。”
许明朗咬了一口苹果，嚼了两口。
“行。我去安排。”
司临月吃着苹果，把那沓材料从头到尾翻了一遍，合上，看着许明朗。
“老书记那边，你联系了吗？”
“还没有。老书记退休后去了省城，跟他儿子住。我查到了地址，但还没去见。”
“我去。”司临月站起来，“老书记当年受过孟家的恩，我去请他，比你去更合适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我不是孟家的人，也不是许家的人。我去，代表的是‘公道’两个字。”
许明朗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孟景和一眼。
孟景和点了点头。
“我陪你去。”
“你不能去。你在海城还有事。联系孟家旧部、盯着厂里的生产、照顾舒然。我一个人去省城，当天来回。”
“不安全。”
“安全。坐火车，两个小时就到。到了省城我直接去老书记家，说完就回来。”
孟景和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到了省城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“好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司临月坐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。
六点半发车，车厢里挤满了人。
挑着担子卖鸡蛋的、背着蛇皮袋去打工的、抱着孩子回娘家的。空气里弥漫着烟味、泡面味和说不清的霉味。
她挤在硬座车厢的角落里，把装着材料的布包抱在怀里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。
火车咣当咣当地开了两个多小时，到省城的时候快九点了。
她按照许明朗给的地址，找到了老书记住的那个小区。省城的新建住宅区，六层楼房，外墙刷着白色的涂料，楼下停着几辆自行车和一辆拉达轿车。
三楼，东户。
她敲了门。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头发花白，围着围裙，手上还沾着面粉。
“你找谁？”
“请问，这是李书记家吗？我找李书记。”
“老李，有人找！”老太太朝屋里喊了一声，把她让进来。
客厅不大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茶几上摆着一盘橘子和一碟瓜子，墙上挂着一幅字：“为人民服务”。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从里屋走出来，穿着灰色的毛衣，手里拿着老花镜。
“你是？”
“李书记，我叫司临月，从海城来的。”她站起来，鞠了一躬，“我是孟庆山的家属。”
老书记的眼睛动了一下。
“孟庆山？老孟？”
“是。他一年前出车祸走了。但那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害的。”
她从布包里拿出那沓材料，双手递过去。
老书记戴上老花镜，一页一页地翻。翻到第二页的时候，手开始发抖。翻到第五页，他摘下老花镜，擦了擦眼睛，重新戴上。
“这些材料，是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每一条都有出处，每一个证人都愿意作证。”
“江国良干的？”
“是。”
老书记放下材料，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照出岁月的重量。
“老孟当年帮过我。”他说，声音沙哑，“八三年，我在海城当书记，有人举报我贪污，是老孟站出来给我作证，说那些钱是厂里的活动经费，每一笔都有账。后来查清了，我是清白的。但如果没有老孟，我那年就进去了。”
“李书记，我不是来求您还人情的。”司临月的声音很轻，“我是来求您主持公道的。江国良在海城一手遮天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斗不过他。但您不一样，您说的话，上面的人会听。”
老书记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
“你多大了？”
“十九。”
“十九岁的小姑娘，敢一个人来找我，敢跟江国良斗。”他点了点头，“老孟要是活着，会为你骄傲。”
他从里屋拿出纸笔，写了一封信，盖上私章，递给司临月。
“这封信，你带给海城市委的张书记。他是我的老部下，会处理的。”
司临月接过信，手在抖。
“谢谢您，李书记。”
“别谢我。谢老孟。他当年种下的善因，今天结了善果。”老书记站起来，送她到门口，“小姑娘，江国良不是一个人。他身后有一张网。你要小心。”
“我知道。谢谢您。”
她走出小区，阳光刺得她眯了眯眼。
她把那封信贴身放好，在路边的小卖部给孟景和打了个电话。
“喂？是我。老书记答应了，给了我一封信，让我带给市委张书记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。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下午的火车，五点多到。”
“我去接你。”
“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”
“我去接你。”
司临月握着话筒，笑了。
“好。”
回到海城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孟景和站在火车站出口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袄，手里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，是她的。
“穿上。”他把大衣递给她。
司临月接过来，没穿，搭在手臂上。
“不冷。”
“手都紫了。”
“你眼神怎么这么好？”
“你手上的血管是紫色的，一看就冻的。”
司临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果然，冻得发紫。她乖乖穿上大衣，大衣很大，把她整个人包住了，里面还带着他的体温。
“走吧，回家。”
“先去厂里。”孟景和说，“许明朗约了孟家旧部，今晚在厂里碰头。”
“这么快？”
“夜长梦多。”
两个人沿着解放路往城南走。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国营饭店的橱窗里亮着灯，几个穿军大衣的男人蹲在门口抽烟，收音机里放着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
“老书记的信，你看了吗？”孟景和问。
“没有。我想先给你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