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启强的手还放在弟弟的后脑勺上，没有拿开。他看着窗外的月亮，月亮很圆，很亮，挂在京海灰蒙蒙的天上，像一个沉默的、温柔的眼睛。

他在心里说了一句什么，声音太小，只有他自己能听见。

高启盛趴在他腿上，慢慢地安静了下来。呼吸变得平稳，身体不再颤抖，像是哭累了，也闹累了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心待着的地方。他的手还攥着高启强的裤腿，攥得不紧，但也不松，像是怕一松手人就会走。

高启强没有走。他坐在床边，手放在弟弟的头上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一直坐到月光从窗台上移走，坐到窗外的狗不叫了，坐到远处的货轮拉响了深夜的汽笛。

他轻轻地、慢慢地把弟弟的头从自己腿上挪开，放在枕头上，拉过被子盖好。高启盛在睡梦中皱了一下眉头，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，然后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，又沉沉睡去。

高启强站在床边，看着弟弟的后脑勺。那上面有一小撮头发翘了起来，在月光下泛着暗黄色的光。他伸出手，把那撮头发按了按，按不下去，又翘了起来。

他弯下腰，在弟弟的额头上弹了一下，力气很轻很轻，轻得像一片落叶碰了一下水面。

“下次再犯，”他的声音很低，低得像是自言自语，“看我不打死你。”

然后他直起身，转身走出卧室，轻轻带上了门。

客厅里还亮着一盏小灯，昏黄的光落在餐桌上，落在那碗凉透了的海鲜粥上，落在那把被扔在茶几边缘的戒尺上。高启强走过去，把戒尺拿起来，握在手里看了看，然后把它放回了卧室门口那个该放的地方。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桶，拧开盖子，看了看里面凉透了的粥，犹豫了一下，倒了一杯水，喝了两口，穿上外套，拿起车钥匙，关了灯，走了。

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轻得没有吵醒任何人。

走廊里的灯坏了，一明一灭的，他的影子在墙上忽长忽短，像一棵被风吹来吹去的树。他走进电梯，按了一楼的按钮，电梯门慢慢合上，把他和这个安静的夜晚隔开了。

电梯下行的过程中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阿盛明天还要上班。他带着那些伤，能不能坐得住？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，但脸上没什么表情。电梯到了一楼，门开了，他走出去，走进京海初冬的夜里。

夜风灌进领口，凉得他缩了一下脖子。他站在楼下，抬起头，看着那扇还亮着灯的窗户——阿盛忘了关灯。他看着那扇窗户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低下头，拉开车门，坐进去，发动了车。

车灯照亮了前方的路。他打了一把方向，汇入车流。京海的夜晚车水马龙，霓虹灯五光十色，他的车慢慢开过那些熟悉的街道，开过旧厂街，开过游戏厅，开过规划局的大门。规划局的楼已经黑了，只有门卫室的灯还亮着，昏黄的一小盏，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。

他把车开回家，上楼，开门，屋里黑漆漆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开了灯，换了鞋，在沙发上坐下来。茶几上还放着那张照片——他妈的遗照，上次忘了放回去，就一直放在那里。照片里的母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，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。

高启强看着那张照片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伸出手，把照片翻了过去，背面朝上。

他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。脑子里全是阿盛今晚的样子——撑在餐桌边上的背影，说“下次还这样做”时的倔强，喊“你打死我吧”时的委屈，蹲在他腿边拉他袖子时的小心翼翼，把脸埋在他膝盖上哭得像个小孩子时的软弱。

高启强睁开眼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缝，从灯座延伸到墙角，像一条干涸的、细小的河流。

他忽然想起阿盛小时候的一件事。阿盛大概七八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偷了邻居家的钱，被他发现了。他打了阿盛，打完以后阿盛也是这样，蹲在他腿边，拉着他的袖子，哭着说“哥我错了”。他心软了，把阿盛抱起来，放在床上，给他盖好被子，说“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学”。阿盛躺在床上，拉着他的手不肯放，他就坐在床边，一直坐到阿盛睡着。

和今天一模一样。

二十年前，他坐在床边，手被阿盛拉着。二十年后，他坐在床边，手放在阿盛头上。中间隔了二十年，什么都在变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
高启强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进卧室，把自己摔在床上。被子是凉的，他翻了个身，把被子拉过来盖住肩膀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，像一条通往远方的、窄窄的路。

他闭上眼睛。明天还要去建工，还要开会，还要处理那些没完没了的事情。后天也一样，大后天也一样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，阿盛一天一天地长大，他一天一天地变老。总有一天，他会老到打不动了，老到管不动了，老到阿盛出了事他再也兜不住了。

到那时候，阿盛能自己管住自己吗？

高启强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他得活着，活到那一天，活到看见答案的那一天。他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枕头很软，被子很暖，夜很安静。他在安静中，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，睡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