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，濯枝雨还没回来

槐烬坐在厢房里，灯关着，窗帘拉严了。桌上摊着一张虹口的地图，用铅笔画了几个圈——日本人的据点、巡捕房的分署、码头仓库的位置。他看了三遍，把地图折起来，塞进怀里。

然后他等。

等濯枝雨回来。

他在濯枝雨房间里看见那瓶新药的时候，并没有立刻断定出了事。也许濯枝雨只是临时有事耽搁了，也许去朋友家了，也许——也许那个空瓶子只是随手扔在了外面。

他给了自己一个晚上。

他坐在黑暗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烟头的火光一明一灭，照着他的脸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但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——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他已经在脑子里把濯枝雨可能的死法想了一百遍。

每一种都想得很具体。

每一种都让他想把桌子掀了。

但他没掀。他只是坐着，抽烟，等。

等到窗外的天从漆黑变成深蓝，又从深蓝变成鱼肚白。弄堂里有人开始活动了——倒马桶的声音，生煤炉的声音，阿婆骂鸡的声音。卖豆浆的推着车从弄堂口经过，梆子声一下一下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远及近。

槐烬站起来。

他没走正门，从后窗翻出去，沿着屋顶走了两条街，在一家还没开门的裁缝铺后面跳下来。

裁缝铺的老板是他的线人，姓孙，一个瘸了腿的老头。槐烬敲了三下门，停一下，又敲两下。

门开了。

老孙头披着件褂子，眯着眼睛看他。

“这么早？”

“我要去十六铺。”

老孙头看了他一眼，没多问，从门后摸出一把钥匙递给他。

“后巷第三间，那辆黑色的。”

槐烬接过钥匙，转身走了。

车子是辆旧福特，发动的时候抖得厉害，像害了疟疾。槐烬握着方向盘，从后视镜里看了自己一眼——眼睛是红的，脸是白的，嘴唇干裂，像一张被揉皱的纸。

他把后视镜掰开，不看了。

十六铺码头，清晨六点。

江面上有雾，灰蒙蒙的，把江水和对岸的建筑物都糊成一片。码头上已经有人了——脚夫在卸货，渔民在收网，几个早起的小贩在路边摆摊。一切如常，好像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槐烬把车停在码头外面，下了车，沿着江边走了半圈。

他没走太远，也没走太快。他在看——看每一个脚夫的脸，看每一辆停在路边的车，看每一扇紧闭的门窗。他看了半个小时，什么都没看到。

没有濯枝雨，没有黑色轿车，没有日本人的便衣。

码头很正常。正常得让他觉得恶心。

他回到车上，坐了一会儿。然后他发动车子，开回法租界，停在一栋灰色小楼后面。

这栋楼表面上是家贸易公司，实际上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。楼里有几部电话，有一条线能通到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电话交换所——通过那里，他能调看巡捕房在码头周边架设的监控摄像。

这不是合法的手段，但他不在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