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绩出来以后，日子变得很轻。轻得像一件洗了太多次的棉布衣服，挂在风里，没有重量，只是飘着。
徐曳不再去查自己的排名了。那张贴在公告栏里的成绩单他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，目光在上面停了几秒，然后移开了。他没有在找自己的名字，他在找另一个人的。周知的名字还在第一张纸上，但不在前三了。旁边有人在小声议论，说周知这次考砸了，说他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，说“听说他爸住院了”。徐曳从公告栏前走开的时候，把那几句话带走了，揣在口袋里，走了一路。
他给周知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成绩不用太在意。”
周知没有回。也许是觉得这句话太轻了，轻到像一片纸屑，风一吹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也许是在忙医院的事，没有时间看手机。也许只是不知道该回什么。徐曳把手机收起来，不再看了。他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沉默，习惯到不再觉得它是沉默，而是变成了一种背景音，和冰箱的嗡嗡声一样，一直在那里，你不注意听就听不到，但你一注意，它就变得很大，大到盖住所有其他的声音。
那天傍晚，他一个人在学校门口的小面馆吃了一碗面。面馆很小，四张桌子，墙上贴着一张塑封的菜单，边角已经卷起来了。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系着一条发黄的围裙，煮面的时候会把筷子在锅沿上敲两下，把多余的水敲掉。徐曳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端上来的时候热气糊了他一脸，眼镜片上全是雾。他没有戴眼镜，但他还是用手擦了擦，像是在做一个习惯性的动作。
面很烫，他吃得很慢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店门被推开了，挂在门上的风铃响了一声，很脆，像一颗玻璃珠掉在地上。徐曳没有抬头，他低着头在挑碗里的香菜。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。
“老板，一碗牛肉面。”
那个声音太熟悉了，熟悉到他的筷子停在碗里，夹着的那根面条滑回了汤里，溅出一点汤汁，落在他的手背上，温热的。他抬起头。
周知站在收银台旁边，背着书包，校服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，拉链没有拉到顶，领口敞着。他比上次在校门口见到的时候又瘦了一些，颧骨的轮廓更明显了，像一座被风蚀了很久的山。他的头发长了，垂在额前，快遮住眼睛了，看起来很久没有剪过。他的手里握着一把伞，不是那把黑伞，是一把蓝色的折叠伞，伞面上的折痕很深，像是被折叠了很多次。
老板说：“稍等啊，坐一下。”周知转过身，看到了徐曳。
他们隔着四张桌子、两排塑料椅子、和一锅正在翻滚的面汤对视。面馆的灯光是暖黄色的，不太亮，照在周知的脸上，把他眼睛下面的青色照得更明显了，像两片干枯的花瓣贴在那里。他的嘴唇动了一下，然后他走过来，在徐曳对面坐下了。
“你怎么在这？”徐曳问。他的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小，像被人拧小了音量。
“医院出来，还没吃饭。”周知把书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，那把蓝色折叠伞靠在桌腿边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像一台需要预热的机器，每一个动作之间都隔着一小段空白。他把校服袖子往上撸了一截，露出小臂，小臂上有一道红印子，不知道是被什么压的。
面端上来了。周知拿起筷子，掰开，在碗里搅了搅，热气升上来，模糊了他的脸。他吃了一口，嚼了几下，咽下去了。然后他停下来，看着碗里的面，像是在想什么。
徐曳看着他。他碗里的面已经坨了，但他没有继续吃。他在等周知说话。
“我爸转院了。”周知说。声音不大，像在说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，但他的眼睛不是这样说的。他的眼睛在说一件很重的事情，重到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把它说出来，所以只能让它从嘴里出来，变成一句很轻的话，轻到像一片纸屑。
“转到哪了？”徐曳问。
“省人民。”
“远吗？”
“远。坐车要一个小时。”
一个小时。徐曳在心里算了一下，从学校到市一是七站路，到省人民医院要翻一倍还不止。他不知道周知每天是怎么去的，坐公交还是地铁，转几趟车，在路上要花多久。他只知道周知看起来像一个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的人，不是身体在走路，是别的什么在走，是那种“撑下去”的东西，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上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。
周知又吃了几口面，然后把筷子放下了。他吃得太快了，不是那种狼吞虎咽的快，是那种“吃完了好去做下一件事”的快，连咀嚼都像是在赶时间。碗里还剩一半的面，他放在那里，没有再动。
“你瘦了。”徐曳说。
周知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动了一下，像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他低下头，用手指捏着筷子在碗边转了一圈，筷子的尾端沾了汤汁，在碗沿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。
“你也是。”他说。
两个字。徐曳忽然觉得喉咙很紧，紧到像被人掐住了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瘦了，他没有照过镜子，或者说他照了但没有在看。但周知在看。周知在看他，在看他瘦了没有，在看他眼睛下面的青色是不是比之前重了，在看他那件灰色卫衣领口的圆珠笔印子是不是还在。这个认知让他的胸口有什么东西在翻涌，像一锅快要沸腾的水，气泡从底部升上来，一个接一个地破裂，发出很轻很轻的声响。
面馆的电视开着，播的是新闻，主持人的声音从墙角的喇叭里传出来，沙沙的，像收音机没调对频率。墙上的时钟指向六点二十，秒针一下一下地跳，每一次跳动都带着一声很轻的“嗒”，像有人在用指尖敲桌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