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知消失的第二周，徐曳不再去食堂了。

不是不想去，是那个老位置已经被别人占了。那对情侣每天中午都坐在那里，女生坐周知以前坐的位置，男生坐徐曳以前坐的位置。他们把两张椅子拉得很近，近到肩膀贴着肩膀，女生会把自己碗里的香菜一根一根挑出来放到男生的碗里，男生会一边说着“你又不吃香菜还每次都点”，一边把香菜全部吃光。

徐曳站在食堂门口看过一次，然后转身去了小卖部，买了一个面包和一盒牛奶，在教室里吃。面包是红豆馅的，甜得发腻，他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，把剩下的半个塞进抽屉里。那半个面包在抽屉里放了一整天，到了放学的时候已经变硬了，边角翘起来，像一块干涸的河床。

他开始习惯一个人吃饭。这件事他本来就很擅长，在周知出现之前，他一直是一个人吃饭的。一个人吃饭没什么不好，不用等谁，不用说话，不用在吃到最后几口的时候故意放慢速度，因为对面的人说“你吃太慢了”但其实是在等他。一个人吃饭可以吃很快，十分钟解决，剩下的时间趴在桌上睡觉。他试了一次，十二点零五分买面包，十二点十五分吃完，十二点二十分趴下，睡到下午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响。醒来的时候脸上压出了红印子，胳膊麻得抬不起来，但他觉得这样也好，至少那二十分钟里他没有想周知。

但剩下的二十三个小时四十分钟，他都在想。

上课的时候他想，走在路上的时候他想，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裂缝的时候他想。他想周知为什么不回消息，想周知爸爸的病好了没有，想周知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失眠，在深夜睁着眼睛看天花板，看那道不知道从哪里裂开又不知道延伸到什么地方去的裂缝。他想给周知发消息，打了又删，删了又打，最后什么也没发。因为该发的都发了，从“你还好吗”到“你什么时候回来”到“周知”到句号，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完了，剩下的都是不能说的。

不能说“我想你”，不能说“你快回来”，不能说“你不在了我连吃饭都不知道该吃什么”。这些话说出来太重了，重到对话框装不下，重到对方如果看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重到他自己都不敢承认。

第三周的时候，周知回了一条消息。

只有两个字：“还好。”

徐曳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上数学课，手机在抽屉里震了一下，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然后盯着那两个字看了整整一节课。老师讲的什么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两个字上。“还好”——不是“好”，不是“不好”，是“还好”。这是一个安全的回答，一个不会让人担心的回答，一个什么信息都没有给出的回答。但它是周知发的，是周知的手指在屏幕上打出来的，是周知在消失了将近二十天之后第一次回应他。

徐曳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停了很久。他想打很多字，想问你爸怎么样了，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问你为什么不回我之前的消息，问你还好是什么意思。但他打出来的只有三个字：“那就好。”

发出去之后他觉得这三个字也很安全。安全到像一个陌生的同学对另一个陌生同学说的话，客气的，疏离的，挑不出毛病的。这不是他想说的，但他只能这么说。因为他不知道周知想听到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说那些想说的话。

周知没有再回。

那之后，周知开始断断续续地回复消息。频率不高，有时候隔一天，有时候隔两三天，每次都很短，两三个字，像“嗯”“没事”“知道了”。徐曳也学会了配合这种节奏，不再发长长的句子，不再问那些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。他们之间的对话变成了一条很细很细的线，细到随时都会断，但它还连着，还连着就好。只要线没断，就还有机会。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机会，也许是在等周知回来，也许是在等自己放下，也许只是在等一个答案，一个关于“周知到底怎么了”的答案。

但他没有等到。

十二月底，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个周末，徐曳收到了周知发来的一条长消息。说长其实也不长，比起之前的两三个字已经算很长了。周知说，他爸爸做了手术，恢复得不太好，还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。他说他妈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他每天放学都要去医院，晚上很晚才能回家，作业都是在病房里写的。他说他很累，累到没有力气看手机，每次看到消息提醒都觉得是一笔债，要还，但还不动。最后他说：“对不起，让你等了。”

徐曳把这条消息看了很多遍，多到他把每一个字都背下来了。他躺在床上，手机举在脸前，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，在黑暗中把他的脸照得惨白。他想回“没关系”，但这个三个字太轻了，轻到像一片纸屑，风一吹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他想回“你不用道歉”，但周知确实不需要道歉，周知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周知的爸爸生病不是周知的错，没有力气回消息不是周知的错，让他等了这么久也不是周知的错。错的是这个世界，是这个世界让一个十七岁的男生每天放学都要去医院，让他在病房里写作业，让他累到连看手机的力气都没有。错的是这个世界，但这个世界不会道歉，所以周知替他道歉了。

徐曳打了几个字，又删掉了。最后他发了：“我不急。你好好照顾你爸。”

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，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墙壁上那块蝴蝶形状的水渍还在，他看了它很久，久到它从一只缺了翅膀的蝴蝶变成了一团模糊的、什么都看不出来的深色痕迹。他闭上眼睛，脑子里是周知在病房里写作业的画面。病房里应该很亮，日光灯是惨白的，照在白色的床单上，照在白色的墙壁上，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一种没有温度的白。周知坐在陪护椅上，面前是一张折叠桌，桌上摊着卷子和笔袋，旁边是他爸爸的病床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身上插着管子，监护仪发出滴滴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心跳，又像倒计时。周知就在那个声音里做题，做物理，做数学，做那些他平时在教室里做起来毫不费力的题，在病房里变得很慢，很难，因为他的脑子不在这里，他的脑子在病房外面，在走廊尽头那扇窗户的外面，在那个灰白色的、看不到太阳的天空里。

徐曳想，如果他能去陪他就好了。不是帮他做什么，就是坐在他旁边，像在医院楼梯间里那样，什么都不说，就是坐着。但他说不出口，因为“我去陪你”这句话意味着周知需要他，而周知从来没有说过需要他。周知只是把伞给他，把排骨给他，把肩膀给他，但从来没有说过“我需要你”。周知不是那种人，周知是那种把一切都扛在自己身上的人，扛到累了也不说，扛到撑不住了也不说，扛到“还好”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不太好了。

但他自己呢？他需要周知吗？这个问题他不敢想。因为如果答案是“需要”，那他就得承认自己在周知消失的这二十天里，每天都在等一条消息，每天都在食堂门口站着犹豫要不要进去，每天都在那张缺了翅膀的蝴蝶水渍前发呆，想一个人想到睡不着觉。如果答案是“需要”，那他就得承认自己不是“还好”，是很不好，是很不好但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是和周知一样把一切都扛在自己身上，扛到累了也不说，扛到撑不住了也不说。他有什么资格怪周知不回消息呢？他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人。他们太像了，像到连沉默的方式都一样——不是不想说，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

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周，学校放了元旦假。三天，和上次一样。但这次周知没有来，没有带着妈妈包的饺子出现在他家楼下，没有在厨房里洗碗，没有在他的椅子上做题做到睡着。徐曳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写了三天卷子，吃了三天的速冻水饺，擦了三次茶几。茶几被他擦得锃亮，亮到台面上能照出他的脸，那张脸还是青黑的，嘴唇还是干的，看起来和一个月前没什么区别，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，他说不上来。

假期的第二天晚上，他给周知发了一条消息：“新年快乐。”

周知回得很快：“新年快乐。”

徐曳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。他想，这就是他和周知之间现在的距离——两个“新年快乐”，中间隔着一整个屏幕，隔着一整个城市，隔着周知爸爸的病房和他自己家的茶几，隔着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话和所有没有流出来的眼泪。

假期结束，期末考试。周知来考试了。

徐曳在考场门口看到他时，差点没有认出来。周知瘦了很多，颧骨下面凹进去一块，眼睛下面的青色重得像被人打过一拳。校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，肩膀的地方多出了一块布料的余量，风一吹就鼓起来，像一个正在漏气的气球。他的头发也长了，刘海垂下来几乎遮住眼睛，看起来很久没有剪过。但那双眼睛还是那双眼睛，深色的，安静的，像冬天夜晚的天空，没有星星，没有月亮，就是一片很深很深的、看不到底的黑。

周知也看到了他。他们隔着走廊上的七八个人对视了一秒，也许两秒。然后周知点了一下头，幅度很小，小到如果不是一直在看着他根本不会注意到。徐曳也点了一下头，同样的小，同样的轻。

然后他们各自走进了各自的考场。

徐曳的考场在一楼，周知在三楼。徐曳坐在座位上，把笔袋从书包里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笔袋里有一支笔是周知用过的，上次来他家的时候落下的，后来一直没有还。那支笔的笔杆上有一个很小的牙印，是周知咬笔帽的时候留下的。徐曳把那支笔拿起来看了两秒，又放回去了。他不想用这支笔，因为如果考试的时候用它，他会一直想周知，会做不出题，会考不好。但他把它带在身边，因为如果它不在身边，他也会一直想周知，也会做不出题，也会考不好。怎么都是输。

两天考完。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，他在校门口等了一会儿。不是刻意的，是脚步自己停下来的。校门口很多人，有人在对答案，有人在打电话，有人在哭——考砸了的那种哭。徐曳站在门卫室旁边，看着那些从教学楼里涌出来的人，一个一个地从他面前经过。他在找一个人。

他没有找到。

也许周知已经从另一个门走了，也许他还在教室里收拾东西，也许他爸爸又出了什么状况，他考完最后一科就赶去了医院。徐曳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他站在校门口等了十分钟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巷子里还是那条巷子，路灯已经亮了，橘黄色的光照在干燥的地面上——今天没有下雨，地面是干的，不会弄湿鞋面。他走得很慢，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停下来，抬头看了一眼六楼的窗户。

窗户是黑的。没有开灯。

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，周知站在这个位置，抬头看着六楼的窗户，然后挥了一下手。很小的一下，像在赶一只蚊子。他站在这里，想象自己是周知，抬头看着那扇黑漆漆的窗户，想象周知站在六楼的窗前，低头看着他。他们在同一个空间的不同时间里，做着同一件事。这个想象让他觉得他们之间很近，近到只有一层楼板的距离，又很远，远到隔着一个月的时间，隔着一场没有痊愈的病，隔着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话。

他上楼了。

期末考试结束后是几天的试卷讲评。周知来了，但只来了一半的课。他来的时候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不说话，不跟人聊天，下课了就趴在桌上睡觉。徐曳从七班的走廊上看不到他，但他会找借口经过一班门口。一次是去上厕所，一次是去办公室交表，一次是纯粹想看看。他看到了，周知趴在桌上，脸埋在胳膊里，只能看到一截后颈和一只露在外面的耳朵。那只耳朵的轮廓和以前一样，但颜色不一样了，以前是红的，现在是白的，白得像一张没有血色的纸。

徐曳站在走廊上看了两秒，然后走了。

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走过去，走到周知旁边，拍拍他的肩膀，问他“你还好吗”。但这句话他们之间已经说过太多次了，每一次的答案都是“还好”，而“还好”从来不是真的还好。也许真正的答案是——他们都不好，他们都很不好，但他们都没有资格要求对方好起来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场雨要淋。

试卷讲评的最后一天，学校提前放学。徐曳走出校门的时候，看到了周知。

周知站在校门口的那棵梧桐树下，背着书包，手里拿着那把黑伞。伞是收拢的，握在他手里，伞柄朝下，伞尖朝上，像一个沉默的路标。他低着头在看手机，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，把他的脸照得很白。徐曳站在校门口，没有走过去，也没有走开。

他站在那里，看着周知。周知在看着手机。他们在同一片天空下，同一棵梧桐树旁，同一阵冷风里。风很大，吹得梧桐树的枯枝嘎嘎作响，吹得徐曳的校服往后飘，吹得周知的刘海在额前翻动。他们之间隔着大概二十步的距离，不远不近，二十步走过去只要十几秒，但这十几秒的路，徐曳走了快一个月了。

他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