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凌怀清发的。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号码，消息内容只有一句话：

“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”

她盯着屏幕，后背一阵发凉。她回复：“你是谁？”

对方没有再回复。

她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整夜，想不出谁会发这条消息。原主的社交圈很简单，没有得罪过什么人。她接近凌怀清才几天，知道的人不超过三个。

她想不通，只好把这条消息截了图，存在手机里。

第二天，她约凌怀清出来，想侧面问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。但他说他在加班，改第十二版方案。

“甲方又提了新要求？”

“不是甲方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哑，像是说了太多话或者抽了太多烟，“是我们组长。他说我最近状态不好，让我把项目交给别人跟。”

她心里咯噔了一下。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
“我能怎么说？我说好。”

“你明明不想交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笑了一声，很短，没什么笑意。“你怎么知道我不想交？”

“因为你为这个项目改了十一版方案。你如果真的不在乎，改到第三版的时候就放弃了。”

他没有说话。她听见电话那头的呼吸声，比平时重一些。

“林晚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你有没有觉得……有些事情，你明明知道不对，但你不知道怎么改，也不知道跟谁说，就只能……忍着。”

她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。

“有。”她说，“我有过。”

“那你怎么做的？”

“我找了一个人帮我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……”她顿了一下，“一个会认真听我说话的人。”

电话那头又沉默了。然后他说：“我没有这种人。”

她闭上眼睛，深呼吸了一次。她想说“你可以有”，想说我就在这里，想说我会听你说任何事，说什么都行。但她不能说得太多，不能把他吓跑。

“现在有了。”她说，尽量让语气听起来轻一些，“虽然我没什么用，但听你说话还是可以的。”

他没有接这句话。但她听见他的呼吸声变轻了一点。

“谢谢你，林晚。”他说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
她放下手机，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：

他被人注意到“状态不好”了。是他的组长。这说明他的异常已经外显到身边的人能看出来的程度。

她在这行字下面画了一条线，又写了一行：

那个发消息的人是谁？

她不知道这两个信息之间有没有关联。她只是觉得不安，像是走在一条看不见底的路上，每一步都可能踩空。

一周后的一个傍晚，凌怀清突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。

“林晚，你现在有空吗？”

他的声音不对。不是平时那种平淡的、略带防备的声音，而是……她听不出来。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，又像是在忍着什么。

“有空。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就是……想找个人说说话。”

她的心跳漏了一拍。“你在哪？我去找你。”

“我在家。你方便过来吗？不方便就算了。”

“方便。你把地址发给我。”

二十分钟后，她站在了他家门口。

门开了一条缝，他站在门后，头发是乱的，衬衫领口敞着两粒扣子，像是刚扯开的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但没有哭过的痕迹——更像是没睡好，或者盯着一个地方看了太久。

“进来吧。”他说，声音哑得像砂纸。

她走进去，目光不自觉地扫了一圈。客厅不大，收拾得还算整洁，但茶几上摊着几个外卖盒，沙发上搭着一条没叠的毯子。书架上摆满了书，大部分是建筑类的，也有一些小说和诗集。窗台上有一盆多肉植物，和她记忆中那张朋友圈照片里的是同一盆。

她看见了那个阳台。

推拉门关着，窗帘拉了一半，只露出一截玻璃。外面是滨江的夜景，和另一个世界一模一样。

她移开视线，不敢多看。

“坐吧。”他指了指沙发，自己坐到了另一头。他手里拿着一罐啤酒，已经喝了大半。

“你喝酒了？”

“喝了一点。”他把啤酒罐放在茶几上，靠进沙发里，仰着头看天花板。“林晚，你说一个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？”

她坐在他旁边，中间隔着一个靠垫的距离。

“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闭上眼，“我就是觉得……很累。不是身体累，是那种……你知道吧？”

她知道。她太知道了。她在咨询室里听无数个来访者描述过这种感觉——不是累，是耗尽了。像一块被反复拧干的抹布，再也挤不出一滴水。

“工作上遇到什么事了？”她问。

他沉默了很久。久到她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

“我把项目交出去了。”他说，“十二版的方案，跟了四个月，交出去了。组长说让我休息几天，说我的状态影响团队进度。他说的时候很客气，但是……”他停住了，喉结动了动，“你知道吗，最难的不是被否定，是他们否定你的时候，用的是为你好的语气。”

她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所有在咨询室里学过的话术在这一刻都失效了。她不是他的医生，她不能做 formulation，不能做 intervention，不能分析他的防御机制和认知扭曲。

她只是一个坐在这张沙发上的人，旁边坐着一个痛苦的人。

“我能不能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我能不能坐过来一点？”

他睁开眼，看了她一眼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
她挪过去，坐在他旁边，肩膀离他的肩膀大约十公分。她没有碰他，没有握他的手，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。她只是坐在那里，让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变短了一些。

“凌怀清，”她说，“你说的那些——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，觉得很累——我不会告诉你‘你想多了’或者‘一切都会好的’。因为我知道这些话没有用。”

他没有说话，但她感觉到他的呼吸变慢了。

“我只会告诉你，我在这里。你说什么我都听。你不说也可以。我就在这坐着。”

沉默。很长很长的沉默。

然后她听见了一声很轻的、几乎听不到的叹息。他的肩膀松了下来，像是卸掉了什么东西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说，声音很低。

他们在沙发上坐了很久。她没有说话，他也没有再说话。窗外的夜景一点一点地暗下去，远处的灯一盏一盏地灭掉。她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许一个小时，也许两个小时。她只知道他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，头慢慢地歪过来，靠在了她的肩膀上。

他没有睡着。她感觉得到他的睫毛在微微颤动，像一只停在指尖的蝴蝶，随时会飞走。

但她没有动。

那一刻，她不是唐槿瑜，不是心理医生，不是那个用伦理守则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人。她只是一个肩膀，借给一个撑了太久的人。

后来她离开了。走之前她给他倒了一杯水，放在茶几上。他坐在沙发上没有送她，只是抬了一下手，算是告别。

她走出小区的时候，夜风很凉。她裹紧外套，往公交站走。

走到路口的时候，她忽然停住了。

对面马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SUV。她看不清车里有没有人，但她记得这辆车——前几天在小区门口见过，那个被保安叫做“赵姐”的女人开的车。

她站在路口，看着那辆车。车窗是深色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——车里的人在看她。

她快步走过马路，没有回头。

回到酒店之后，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今天的所有细节。写到黑色SUV的时候，笔尖停了一下。

她在那一行旁边画了一个问号。

也许是巧合。也许是她在另一个世界经历了他的死亡之后，变得草木皆兵了。一个开黑色SUV的女人，一个发匿名消息的人，一个注意到他“状态不好”的组长——这些信息各自独立，拼不出任何图案。

她把笔记本合上，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

她不知道这一次穿越什么时候会结束。那个声音没有给她倒计时，没有告诉她还有多少时间。她只知道她必须做点什么，在某个看不见的钟表归零之前。

她翻了个身，拿起手机，给凌怀清发了一条消息：

“明天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饭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回了：

“好。”

只有一个字。但她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，像那是世界上最长的句子。

她不知道的是——此刻，在她刚刚离开的那间公寓里，凌怀清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着一张未完成的建筑草图。他的手机屏幕亮着，是她发来的消息。

他看了一会儿，把手机放下，从抽屉最深处摸出一个药瓶。没有标签，白色的药片。他倒出一粒，放在掌心里看了很久。

然后他又倒出一粒。

两粒白色的药片并排躺在掌心，在台灯下泛着微弱的光。

他盯着它们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
最后，他把药片倒回了瓶子里，拧紧瓶盖，放回抽屉深处。

这个动作他已经重复了很多次。

而在另一个世界——唐槿瑜即将回去的那个世界——凌怀清的公寓已经被封锁了。法医的初步报告出来了，结论是“疑似自杀”，但报告角落里有一行手写的批注，是法医加的：

“死者左手食指第二关节处有一道线性划痕，非自伤形态，建议进一步排查。”

没有人注意到这行批注。

也没有人注意到，死者公寓的门把手上，有一个不应该出现的指纹。

但这些都不是唐槿瑜知道的事。

她只知道一件事：她要救他。

不管要多少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