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晚在镜子里看了自己三分钟。
这张脸不算漂亮,但耐看——颧骨偏高,眉峰很淡,嘴角有一颗小痣。她抬起左手,无名指上的银戒指松垮地转了一圈。原主林晚,三十二岁,未婚,戒指是母亲留下的遗物,这一点她在涌入的记忆碎片里翻到了。
她深吸一口气,开始整理自己拥有的信息。
现在是三月十二日。手机屏幕上的日期让她恍惚了一瞬——和另一个世界的最后一次咨询只差一天。还好,还好年份不同。她看着那个数字,想起那天窗外的玉兰花,想起凌怀清放在桌上的燕麦拿铁,想起他站在门口没有回头的背影。
她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,用力闭了一下眼睛。
不能想这个。她现在要想的是:她在哪,她是谁,她要做什么。
原主的记忆像碎片一样浮上来——三十二岁,中学语文教师,独居,父母在外地。社交关系简单,手机通讯录里不到一百个联系人。凌怀清的名字躺在高中班级群里,头像是一张风景照,最后发言时间是两年前。
她和他在高中同届不同班,几乎没有交集。
这就是她全部的筹码:一个近乎陌生人的身份,一段她无法解释的预知,和一具不属于自己的身体。
她翻开床头柜上的笔记本,在第一页写下一行字:
他要自杀。我要阻止他。
写完之后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,又加了一句:
但不是以医生的身份。
她已经不是唐槿瑜了。没有执照,没有诊室,没有那套训练了十年的专业话术。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,要用普通人的方式去靠近一个几乎不认识的人,然后告诉他——你不能死。
他凭什么听她的?
她合上笔记本,开始想一个问题:凌怀清在走进她诊室之前,是什么样的?
她在咨询中问过他的过往,他给过一些零碎的答案——工作压力大,社交少,家里关系不好。但这些答案太笼统了,像一个病人对医生说“我疼”,却说不清哪里疼、什么时候开始疼、是什么样的疼。
她从来不知道他抽烟。
她也从来没见过他在咨询室外接电话的样子。
她甚至不知道他那间公寓里摆着什么样的家具,墙上挂着什么样的画,冰箱里放着什么样的食物。
她以为她了解他。但那些了解都发生在诊室里,在那把深棕色的沙发椅上,在五十分钟的框架里。框架之外,他是一个她几乎不认识的人。
这个念头让她觉得冷。
第一天,她没有联系凌怀清。
她花了一整天消化原主的记忆,熟悉这具身体的生活轨迹。她去了原主工作的学校,认了办公室的座位和食堂的路线;她翻了原主的社交账号,记下了几个高频出现的名字;她甚至去原主常去的超市买了一样的牙膏和洗发水,怕自己在细节上露出破绽。
她告诉自己这是在打基础。但她心里知道,真正的原因是她害怕。
她害怕见到他。害怕看见一个还活着的、还没有生病的凌怀清。害怕自己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就会哭出来,或者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。
第二天,她联系了宋屿。
宋屿是高中时的班长,备注是“XX科技HR”,在原主的通讯录里躺了很多年,偶尔在朋友圈点赞。她编了个理由,说在做校友录的整理,想问问几个老同学的情况。
宋屿很快回了消息:“林晚?好久不见啊!你说,哪些人?”
她先报了三个名字,然后不经意地加上一句:“对了,凌怀清是不是也在滨江?”
“对对对,他在滨江,在一家设计院。上次聚会还来了,状态好像不太好的样子。你也在滨江?可以约他出来坐坐,老同学叙叙旧嘛。”
状态不太好。
她盯着这四个字,胸口闷了一下。三个月前,凌怀清的状态就已经“不太好”了。
“好,我联系看看。”
她没有立刻打给凌怀清。她等了一天,把要说的话在脑子里排练了十几遍,才按下拨号键。
响了三声,接了。
“喂?”声音和记忆里一模一样,但少了一点疲惫,多了一点防备。
“凌怀清吗?我是林晚,高中同学。咱们之前在校友群加过好友,你还有印象吗?”
沉默了两秒。“哦,林晚……我记得。怎么了?”
“我调到滨江工作了,人生地不熟的,看你也在这边,想问问有没有空出来坐坐?就当老同学叙叙旧。”
又是两秒的沉默。她几乎能看见他在电话那头皱眉的样子。
“这周末可能没时间,最近工作比较忙。”
“没关系,那改天。”她没有勉强。
电话挂断后,她靠在椅背上,手心全是汗。至少她迈出了第一步。至少他没有直接挂断。
她不知道这一步有没有用。她不知道这具身体、这个身份、这些小心翼翼的措辞,最终能不能改变什么。但她必须试。
因为如果她不做,三个月后,他会走进某个心理医生的诊室,说“我觉得我坏掉了”。然后九个月后,他会死。
这一次,那个心理医生不会是她。
第三天,她去了一趟滨江。
没有告诉凌怀清。她只是想去看看他住的地方,看看他工作的环境,看看他在那些她没有参与过的日子里,是怎样生活的。
她在手机地图上搜了他的小区名字——滨江区,江景公寓。和另一个世界的地址一模一样。他始终住在这里。
她没有进小区。她在对面的一家便利店买了一瓶水,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,假装在等人。
上午九点,她看见了他。
凌怀清从小区大门走出来,白衬衫,黑色双肩包,步伐很快。他比九个月后瘦一些——不,现在不瘦,是正常的体型,下颌线很利落,眼睛下面没有青黑色的阴影。他走到路边等车,低头看手机,眉头微微皱着。
她隔着一条马路看他,呼吸变得很轻,像怕惊动什么。
他看起来还好。比九个月后好得多——肩膀没有塌下去,走路的时候不会不自觉地贴着墙根,等车的间隙会看看手机而不是一直发呆。但这些“还好”会不会只是表象?宋屿说他“状态不太好”,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防备,他皱眉的样子像是被什么事情困住了。
她想起他在咨询中说过的一句话:“我好像一直在演一个正常的人,演着演着就分不清哪个是真的我了。”
那时候她以为他在描述抑郁的症状。现在她忽然想,也许他说的是更早以前的事——早在他走进她诊室之前,他就已经开始演了。
凌怀清上了一辆出租车,消失在车流里。她坐在便利店门口,把一瓶水喝到见底。
她正准备离开的时候,一辆黑色的SUV停在了小区门口。车门打开,下来一个女人,四十岁左右,穿着得体,头发盘得很高,拎着一个保温袋。她径直走进小区,保安冲她点了点头,喊了一声“赵姐”。
林晚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,没来由地多看了两眼。也许是因为她的姿态——脊背挺得太直了,直得不像来串门的,像来检查的。也许是因为她经过的时候,林晚闻到了一股很淡的香水味,不是花香调,是木质调的,有点冷。
一个无关的路人。她把这个人压在脑海的角落里,没有多想。
第四天,她接到了凌怀清的电话。
“林晚?不好意思,前两天确实忙。你还在滨江吗?今天下午有空的话,可以出来喝杯东西。”
她愣住了,花了三秒钟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“有空的。你说地方。”
“城南那边有家咖啡馆,叫‘慢走’,你知道么?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不知道,但她会说她知道。
下午三点,她坐在“慢走”咖啡馆的角落里。凌怀清迟到了十分钟,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一阵风,额前的头发被吹乱了几缕。他在门口张望了一下,看见她,走过来坐下。
“抱歉,临时开了个会。”
“没事。”
她看着他。近距离地看。他比电话里的声音年轻一些,眉眼的线条没有她记忆中那么锋利。他点了一杯美式,加一份浓缩,喝了一口,皱了皱眉——大概是太苦了。
“你调到滨江做什么工作?”他问。
“编辑。在一家出版公司。”
“哦?出什么书?”
“主要是文学类。最近在做一套经典再版。”
对话像两条小心翼翼的溪流,试探着汇合。他说话的时候会看着她,但不是那种社交性的注视——他在认真地听。这一点和九个月后一模一样。即使在抑郁最重的时候,他在咨询室里也会认真地听她说的每一句话,然后点头,说“我明白”。
她忽然觉得眼眶发酸,低下头喝了一口咖啡,让热度把那股酸意压下去。
“你怎么了?”他问。
“没事,咖啡有点烫。”
他没再追问。他们聊了一些有的没的——高中时的老师,某个共同的校友,滨江哪家餐厅好吃。他的笑点比她预想的低,说起一个同学喝醉后把路灯当成了人的糗事时,笑出了声。笑声很短,像一块小石子在水面上打了个水漂,很快就沉下去了,但那一瞬间,他的眼睛是亮的。
她把那个画面存下来。她要记住这个凌怀清。会笑的,眼睛会亮的,还没有被什么东西压垮的。
“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挺大的?”她问。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像闲聊。
他看了她一眼,表情没有变化,但她感觉到空气紧了一度。
“还行,工作嘛,都那样。”
“嗯。”她没有追问。在咨询室里,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追问,什么时候该等待。但现在她不是医生,她是“老同学”,她没有追问的权利。
但她注意到一件事——他说这话的时候,右手无意识地摸了一下左手腕。不是摸脉搏的位置,是更往上一点,手腕内侧。那个动作很快,如果不是她受过观察来访者非语言信息的训练,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她没有追问,但她把这个动作记在了心里。
他们又聊了半个小时。临走的时候,凌怀清帮她推开门,说了一句:“今天挺开心的,谢谢。”
她站在门口,看着他走远的背影。白衬衫,黑色双肩包,步伐比来的时候慢了一些。
她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她在另一个世界里看过无数遍的病历本,第一页写着“社会支持系统评估:较弱,人际圈狭窄,缺乏可倾诉对象”。
他在九个月后走进她诊室的时候,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这样坐着聊过天了。
她在原地站了很久,直到他的背影完全消失在街角。
回到酒店之后,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今天观察到的东西:
会笑,会主动约人,社交能力正常。说话时有眼神接触,能正常表达情绪。但在提到“压力”时回避了,伴随一个非语言的防御动作(摸左手腕内侧)。需要进一步了解压力来源。
她看着这段文字,觉得自己又变回了唐槿瑜。但这一次,她不是在写病历,她是在写一个人的生活。
接下来的几天,她又约了他两次。
第一次是吃饭。他选了一家湘菜馆,辣得她眼泪直流,他递纸巾的时候笑了,说“你不能吃辣早说啊”。她说“我以为我能行”,他说“你和我一个朋友一样,每次吃辣之前都觉得自己能行,每次都被辣哭”。她没有问他那个朋友是谁。
第二次是散步。他们沿着江边走了很久,风很大,他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,他也没有整理。他话比第一次多了一些,说起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,甲方反复改需求,已经改了十一版。他说的时候语气平淡,像在陈述一个和他无关的事实,但她听出了底下的疲惫。
“那你喜欢你的工作吗?”她问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喜欢过。”
“现在呢?”
“现在……”他停下来,看着江面,“现在就是工作。”
她没有接话。两个人在江边沉默地走了一段路,谁也没有觉得尴尬。
她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。她以为只要她持续地出现在他的生活里,像一个普通的朋友那样,给他一点陪伴,一点关注,也许那个倒计时就会改变。也许他就不会走进那间诊室。也许他就不会死。
直到那天晚上,她收到了一条消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