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雅加达，找到医生，拿到证据，结束这一切。

医生不知道我已经出狱了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林北还在监狱里服刑，还有七年才能出来。我可以利用这个信息差，以“医生人格”的身份接近他。但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演好“医生”。我不是真正的医生，我只是一个拥有医生记忆和技能的人。真正的医生是那个老人。他创造了我，他了解我的一切。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能暴露。

出发前的两天，我没有出门。我把地下室那封信翻来覆去地读了几十遍。那封信是五年前的我——医生人格——写的。我要模仿他的语气、他的思维方式、他的用词习惯。信纸已经被我翻得起了毛边，折痕处快要断了。我把信纸平铺在桌上，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划过那些打印体。

“如果你在读这封信，说明你回来了。你拿回了钥匙，打开了地下室的门。”

我对着镜子练习。“我是你。五年前的你。”镜子里的人是我，但眼神不是。我的眼神太平静了，医生的眼神应该是冷的，像手术刀。我试着让自己冷下来。想那些手术。想无影灯。想血。想小鹿躺在手术台上，胸口被打开，心脏还在跳。

镜子里的人变了。不是变了一个人，是变了眼神。瞳孔缩小了，眼白上的血丝更明显了。嘴角微微向下，没有表情，但让人不敢靠近。这就是医生。我记住了这种感觉。但这种感觉让我恶心。因为我知道，这副表情的背后，是无数个死去的人。

出发前一天，我给周敏打了一个电话。

“周阿姨，我要出一趟远门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雅加达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
“去找那个人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小心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“林北，”周敏的声音有点哑，“你不需要证明什么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”

“我不是要证明什么。我是要结束这件事。”

“那你去吧。回来之后，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好。”

我挂了电话，把手机放在桌上。窗外下起了雨，雨滴打在空调外机上，发出哒哒哒的声响。我听着雨声，把行李箱打开又合上，合上又打开。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、一把螺丝刀（当工具用）、一本神经外科的教科书（做掩护）。螺丝刀是十字的，把手是红色塑料，磨损得很厉害。这把螺丝刀跟了我三年，修过上百台电器。现在，它要跟我去雅加达。

飞机是下午两点的。我提前三个小时到了机场。护照是加急办的，签证是托人办的。安检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多看了我两眼。大概是因为我的眼神太冷了。我笑了笑，她也笑了笑，放我过去了。

登机口坐满了人。有旅行团的大爷大妈，有穿西装的商务人士，有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。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，戴上耳机。耳机里没有音乐。只有白噪音。我需要静。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把脑子里所有的杂念都赶走。只留下一个念头：找到医生。

飞机起飞了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窗外的云。云很白，很厚，像棉花糖。我想起了小鹿。她应该也会喜欢这种云。我想象她坐在云上面，穿着红色棉袄，晃着两条腿，嘴里哼着歌。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唱歌，但我希望她会。

四个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雅加达。出机场的时候，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举着牌子接我。牌子上写着“李先生”。我用的是假名，李北。林北太敏感，李北没人认得。

“李先生，车在外面。”

他带我上了一辆黑色的SUV。车开了大约四十分钟，进入了一片别墅区。路两旁的棕榈树在路灯下投下长长的影子，空气又热又潮，像一块湿毛巾捂在脸上。我摇下车窗，让风吹进来。风里有花的味道，甜甜的，腻腻的。

车停在一栋白色别墅前。和我十几年前在日内瓦湖见过的那栋，一模一样。白色墙壁，红色屋顶，门口两棵修剪整齐的榕树。榕树的须根垂到地上，像老人的胡须。

“医生在等你。”司机说。

他带我穿过花园，走进大门。客厅很大，装修很贵——水晶吊灯、大理石地面、真皮沙发。但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味道，我闻得出来。消毒水。和财富大厦八楼手术室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的胃翻了一下。

客厅尽头有一扇双开门，司机推开门，示意我进去。里面是一间书房。四面墙都是书架，摆满了医学典籍。书桌后面坐着一个老人。和十几年前一样。满头白发，慈眉善目，像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。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，手里端着一杯茶，看到我进来，笑了。

“林北。不，你现在叫李北。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