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在公园的入口，风吹过来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。那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跑远了，蝴蝶也飞走了。

重新开始。找一份工作，租一个房子，过正常的生活。

林南帮我租了房子，找了工作。修电器，城南一家小店，老板姓刘。

我坐过十三年牢。没有人知道，除了林南和刘老板。但这不是什么秘密，迟早会被人知道。我想好了，如果有人问起，我就说实话。不是因为我勇敢，是因为我懒得撒谎。撒谎太累了，要记住每一个细节，要圆每一个漏洞。我已经累了十三年，不想再累了。

城南，城中村，一栋自建房的二楼。房子不大，一室一厅，有厨房和卫生间。窗户朝南，阳光很好。林南给我添了家具——一张床，一个衣柜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桌上放着一盆绿萝，叶子绿得发亮。我每天给它浇水，和它说话。它不会回答，但它的叶子会微微颤动，像在听。

我在墙上贴了一张海报。不是我的直播海报，是一张风景照——西湖的日出。苏晚在杭州。我想看看她看的太阳是什么样的。每天早上醒来，我都会看一眼那张海报。太阳从湖面上升起来，把水染成金色。我想象苏晚也看着同样的太阳，心里就会平静一些。

修电器的店在楼下。老板姓刘，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手指被电焊烫得全是疤。他听说我是从监狱出来的，多看了两眼，但没有多问。刘老板话不多，但人实在。他每天比我早开店，晚关店，一个人撑了二十多年。他的妻子去世了，儿子在外地工作，一年回来一次。他把这家店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每一个零件、每一台机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“会修什么？”

“电视机、收音机、电风扇、微波炉。冰箱还不太熟。”

“冰箱回头我教你。先修小家电。”

第一天上班，我修了三台电风扇、两台收音机。手很稳，焊点很圆。刘老板看了，说：“你以前干什么的？”

“做手术的。”

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笑了笑。我没有解释。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释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。早上七点起床，下楼开店，修东西，中午吃盒饭，下午继续修，六点关门，上楼做饭，吃饭，看电视，九点睡觉。和在监狱里差不多。只是没有人管你几点起床。但我还是六点就醒了。生物钟改不了。也许这是一件好事，早起的人有更多的时间。

第三个月，我收到了第一笔正式的工资。三千二百块。我留了一千二做生活费，剩下的两千块捐给了一个器官捐献公益组织。匿名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捐给这个组织。也许是因为我想用这种方式，还一点债。虽然还不完，但总比不还强。

刘老板知道了，说：“你自己都不宽裕。”

“我用不着什么钱。”

“那你攒着娶媳妇啊。”

我没接话。娶媳妇？谁会嫁给一个坐过十三年牢的器官贩子？我不想拖累任何人。

第五个月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陌生号码，杭州的。

“林北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我是苏晚。”

我握紧了手机。她的手机关机了十三年，突然打通了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
“你别说话，听我说。”她的声音没变，还是那种轻轻的、慢慢的调子，“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恨你了。很早就不恨了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有老公，有孩子。我希望你也过得好。就这样。挂了。”

电话断了。我坐在修电器的台子前，手里拿着一个拆了一半的收音机。焊锡的烟袅袅升起，在灯光里打转。我没有打回去。她说得对。不需要说什么。就这样。但我把那个号码存了下来，存了很长时间。从来没有拨出去过，但知道它在，心里就踏实一点。

第八个月，刘老板把冰箱维修的业务交给了我。“我老了，眼睛花了，焊不了那么细的东西了。你手稳，你来。”

我开始学修冰箱。压缩机、冷凝器、蒸发器、温控器——这些名词和大脑的解剖结构完全不同，但学习的方式是一样的。看图纸、拆机器、找故障、换零件。一个月后，我修好了第一台冰箱。一台老式双门冰箱，不制冷了。我换了启动器，加了制冷剂，它嗡嗡地响了起来。

刘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。“行了，你出师了。”

第二年，我的生活已经完全稳定了。每天修电器，偶尔有老客户点名找我。他们不知道我的过去，只知道“那个修东西很厉害的小伙子”。我给他们修电视机、修冰箱、修电饭煲。修好了，他们给钱，说谢谢。我点点头，走了。有时候他们会多给几块钱，说“不用找了”。我不收，找给他们。我不需要施舍，我需要的是工作本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