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车开动了。接受判决，开始服刑。在监狱里活下去，不放弃自己。

二十年。减刑的话，也许十五年就能出去。十五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够我读很多书，学很多技能，想很多事情。

监狱。高墙，铁丝网，岗楼。灰色的水泥建筑，方方正正，像一块墓碑。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住进这种地方。但命运就是这样，你越不想去的地方，越会把你送进去。

我被送到了北郊的一所监狱。进门的时候，要经过三道铁门。每一道都在身后关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第一道铁门关上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。天空是灰蓝色的，有几朵云。第二道铁门关上时，我听到外面有鸟叫。第三道铁门关上时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。只有走廊里的回声，和自己的心跳。

换囚服、拍照、按指纹、体检。一个流程走下来，天已经黑了。体检的时候，医生看到我左腰上的疤痕，多看了两眼。那是肾脏摘除手术留下的。他问我是什么手术，我说阑尾炎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追问。他知道我在撒谎，但他也知道有些事情不该问。

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八人间。室友们有贩毒的、有抢劫的、有诈骗的。他们看到我的时候，多看了两眼——大概是因为新闻上见过我的脸。我上过热搜第一，虽然是以最不堪的方式。

“你就是那个主播？”一个光头问我。他叫老马，贩毒被判了十二年。他四十出头，脸上有一道疤，从眉梢一直延伸到颧骨，像是被刀砍的。但他说话的声音很轻，和他凶狠的长相完全不搭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不是主播。你是那个器官贩子。”

“对。”

老马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哼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他转过身去，把被子抖开，铺在床上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很仔细，像在铺一张手术台。

第一个晚上，我失眠了。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不习惯。硬板床，薄被子，枕头是荞麦皮的，硌得慌。上铺的呼噜声像打雷，隔壁有人在说梦话，声音很轻，听不清说什么。我躺在那里，盯着上铺的床板。床板上有前任住客刻的字——“忍”“活着”“妈，对不起”。我在心里默念着那三个词。忍。活着。妈，对不起。

我妈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林北，照顾好弟弟。”我说好。然后她闭上了眼睛。她没有说“你要做一个好人”。也许她觉得，那是不用说的。但我没有做到。我不仅没有做一个好人，我还成了一个杀人犯。我不知道我妈在另一个世界会怎么看我。也许她不会原谅我。也许她会。我不确定。

我闭上眼睛。黑暗里出现了小鹿的脸。她笑着，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牙床。她说：“我要去踢足球了。”我睁开眼睛，黑暗消失了，但小鹿的脸还在。

第二天，开始了监狱生活。六点起床，六点半早饭，七点劳动，十一点半午饭，下午一点半继续劳动，五点晚饭，七点看电视，九点熄灯。每一分钟都被安排好了，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。也许这就是惩罚的一部分——不是剥夺自由，而是剥夺你选择的权利。

劳动是糊纸盒。流水线上，每个人负责一个工序。我负责折叠，动作很快，一天能糊两百多个。纸盒是灰色的，硬纸板，边角锋利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手指被割了好几道口子，血糊在纸盒上，把灰色染成褐色。老马在我旁边，负责刷胶。他的手很大，但动作很细，每一个纸盒都刷得均匀。胶水是白色的，有一股刺鼻的味道，闻久了会头晕。

“你以前做什么的？”他问。

“主播。”

“不是。我是说以前以前。”

我沉默了几秒钟。

“外科医生。”

老马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刷胶。

“难怪手这么稳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做手术的时候，怕不怕？”

我想了想。“不怕。我不记得了。”

“不记得了？”

“他们清除了我的记忆。我忘了那些事。”

老马没有接话。他把刷好的纸盒叠在一起，用橡皮筋捆好，码在旁边的托盘上。

“那你还认什么罪？你都不记得了。”

“我记得证据。我记得小鹿。”

“小鹿是谁？”

“一个六岁的女孩。我摘了她的心脏。”

老马的手又停了一下。这一次，他停了很久。然后他放下刷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，点上。管教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什么。

“林北，”他说，“你是个傻子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但你比外面那些假装什么都没做的人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