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被带回了拘留室。在判决之前，我要做好一件事——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不是在演戏。我是真心认罪。

庭审结束了，但案子还没有最终判决。法官需要时间审议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可以继续配合警方调查医生和笑看风云的其他成员。

但监狱里的日子很难熬。不是因为苦，是因为慢。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长。拘留室的水泥墙壁上有一道裂缝，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，像一条干涸的河流。我盯着那道裂缝，想象它形成的过程——大楼沉降、墙体受力不均、水泥收缩。这些知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也许是芯片留下的，也许是我在某个地方学过的。我不确定。

我在拘留室里开始写日记。不是记录生活，是记录我能想起来的一切——碎片、画面、声音、味道。我把它们写下来，试图拼凑出2017年的完整图景。笔是管教给的，一支很短的铅笔，笔杆上有一排牙印，大概是之前的住客留下的。纸是白纸，边缘发黄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。

第一天，我写了关于苏晚的记忆。不，不是记忆，是赵海告诉我的事情。苏晚是我的未婚妻，她发现真相后想报警，我——医生——把她关在了地下室。她逃了，改嫁了，在杭州。我写下这些的时候，手是稳的。但写到“未婚妻”三个字的时候，笔尖停顿了一下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未婚妻。在我的认知里，我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单身汉，连恋爱都没谈过几次。但赵海说她是我的未婚妻，照片上她搭着我的肩膀，笑得很好看。我不知道那是真的感情，还是医生人格的一部分。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。

第二天，我写了关于手术室的事。我能“回忆”起无影灯的颜色——不是普通的白色，是略带蓝色的冷光，照在皮肤上会让血管显得更清晰。我能“回忆”起手术台的高度——刚好齐腰，不用弯腰也不用抬手。我能“回忆”起器械的重量——手术刀比想象中轻，持针器比想象中重。但我“回忆”不起任何一张供体的脸。除了小鹿。小鹿的脸，我在照片上见过。红色棉袄，缺了两颗门牙。那张照片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视网膜上，闭上眼就能看到。她的眼睛很大，瞳孔是深棕色的，里面倒映着拍照那天的天空。我不知道那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，但我希望是蓝色的。

第三天，我写了关于午夜判官的事。那个程序是我写的。五年前的我，坐在财富大厦的地下室里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了那几万行代码。我不知道当时的我是怎么想的——是在赎罪，还是在给自己留后路？也许两者都有。人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只有一个动机。我写下这些的时候，手开始发抖。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我意识到，五年前的我——那个医生人格——比现在的我更有勇气。他至少敢写那封信，敢写那个程序。而我，只是在等待审判。

第五天，管教来叫我。说有人探视。

不是林南。是一个女人。

我走进探视室，隔着玻璃，看到了周敏。小鹿的妈妈。她比照片上老了很多。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。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，坐在椅子上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互相绞着。她的指甲剪得很短，指节粗大，一看就是干粗活的手。

我拿起电话。她也拿起了电话。

“林北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醒什么人。

“周阿姨。”

“我今天来，是想看看你。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我想说对不起，但我知道对不起没有用。我想说我会赎罪，但我知道赎罪也不能让小鹿活过来。

“我看新闻了，”她说，“你做的事。曝光那些坏人。自首。认罪。”

“我杀了小鹿。”我说。这是事实。不管是谁操控了我，那把手术刀是我的手拿着的。

沉默。电话里只有电流的沙沙声。

“我知道。”周敏说，“但我今天来，不是来骂你的。我骂了你五年了。从小鹿出事的那天起，我每天都在骂。骂那些坏人，骂警察，骂老天爷。骂累了，就不骂了。”

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

“后来我看到新闻，说你被抓了，说你认罪了，说你曝光了那些人。我就想，这个人，和别的坏人不一样。”

“我还是坏人。”

“也许吧。但你至少敢承认。”

她把电话换到另一只手上。

“我今天来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小鹿的心脏，被移植给了一个小男孩。那个男孩活了。他现在上小学了，成绩很好，爱踢足球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