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躺在草丛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肋骨像被人用锤子一下一下地敲。头顶的天空从灰蓝色慢慢变成鱼肚白，一颗星子都没有了。

我得活着离开这里，把证据送出去。

天快亮了，笑看风云的人不会在白天明目张胆地活动。河沟对面就是居民区，有人有车有电话。我挣扎着坐起来，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。外套上全是泥和草汁，左袖撕开了一道口子，能看到里面青紫的皮肤。我摸了摸口袋——照片还在，账簿的最后一页还在，客户名单的复印件、组织结构图、登记册都在。这些够了，够让警察立案了。

但手机没电了。没有手机，我就没法报警，没法叫车，没法联系任何人。这条河沟在开发区的最边缘，早上六点之前不会有行人。如果我走到居民区，至少需要四十分钟。而笑看风云的人可能还在附近。

我咬着牙站起来，沿着河沟往东走。每走一步，左腿的膝盖就疼一下，像有人在里面拧。走了一百多米，我听到身后有车声。不是大路，是河沟对岸的土路上。一辆黑色的SUV，没有开灯，在晨雾里慢慢行驶。

他们在找我。

我蹲下来，缩进草丛里。车从对岸开过去，车灯没有亮，但车窗是摇下来的。有人探出头来，往河沟这边看了一眼。

“这边没有。去前面看看。”

车开走了。我继续往前走。不敢走大路，只能沿着河沟的斜坡，半蹲着挪。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腿，灌进鞋里，每一步都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。膝盖的疼痛一阵一阵地袭来，但我不能停。停了就是死。

走了大约三十分钟，我看到了灯光。不是路灯，是早点摊的灯——一个用塑料布搭的棚子，里面亮着一盏白炽灯泡，蒸笼冒着白气。老板在揉面，咚咚咚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传得很远。我从斜坡上爬上去，翻过护栏，走到了马路上。棚子里坐着一个老头，正在吃油条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低头继续吃。

“老板，能借电话用一下吗？”我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。

老板抬起头，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——我的脸大概很脏，还有干了的血渍。他皱了皱眉，还是把柜台上的座机推了过来。

我拿起话筒，刚准备拨号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刹车声。一辆黑色的SUV停在了棚子外面。我的心猛地一缩。不会的，他们不会追到这里来。

车门开了。下来的是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，和我昨晚在大厦里见到的那批一样。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手机，手机屏幕亮着，上面是一张照片——我的照片。

“林北，”他说，“跟我们走。”

我放下话筒，后退了一步。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了甩棍。

“你别想跑，”另一个人说，他的手伸进西装内袋，掏出来的不是枪，是一把电击器，蓝色的电弧在晨光里噼啪作响，“老板说了，要活的。但没说不能受伤。”

棚子里的老头放下油条，慢慢站起来，往后退了几步。老板手里的面团掉在案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
我的手握紧了甩棍。一对二，在开阔地带，我的胜算不大。但我不能跟他们走。走了就是死——不，比死更惨。他们会把我带回去，重新植入芯片，让我继续做“医生”。我会变成一具会做手术的行尸走肉。

“别过来。”我说。

他们往前走了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