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从通风口滚出来的时候，后背着地，砸在一张铁架床上。
床板是几块拼接的木板，中间有好几处断裂，我的腰正好卡在断裂处，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手电在手里颠了一下，差点脱手，我赶紧攥紧，光柱在天花板上画了一个大圆圈。
我躺了几秒钟，等腰上的疼痛缓过去，才慢慢地坐起来。
这是一间宿舍。
不是普通的宿舍。是那种集体宿舍，上下铺的铁架床，一排四张，两排共八张，靠着两侧墙壁摆放。床上的被褥还在，但已经发霉了，灰绿色的霉斑从枕头蔓延到床单上，像一幅抽象画。地面是水泥的，没有铺瓷砖，上面散落着拖鞋、空水瓶、方便面桶——生活垃圾和灰尘混在一起，形成一层硬壳。
空气里有一股很重的味道。不是消毒水，不是霉味，是人味。汗味、烟味、泡面味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、酸腐的、像很久没洗澡的体味。
这里曾经住过人。很多人。而且住了很长时间。
我从床上下来，手电扫过每一张床铺。有些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，像是主人还会回来。有些床上的被子掀开着，枕头上有头压过的凹痕，像是一个人刚刚起床，只是去了趟洗手间。
但灰尘是诚实的。每一张床铺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灰，有些地方甚至结了蛛网。
我走到靠窗的一张床铺前，床头贴着一张纸，上面手写着名字和床位号：“张建国，7号床。”
张建国。三楼照片上的那个中年男人。
我又看了旁边的床铺：“李德福，8号床。”四楼照片上的老人。
再旁边：“王建国，5号床。”——冷库里那具穿保安制服的尸体。
这些不是供体。这些是保安。
七个保安。他们住在这里。他们不是失踪了，他们——至少张建国、李德福、王建国——死在了这座大厦里。
我站在那张5号床前，手电照着那张发黄的床位标签。王建国。冷库。胸口弹孔。冰碴里的血。
谁杀了他？为什么杀他？是因为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，还是因为他试图逃跑？
我转过身，走向宿舍的另一头。
靠门的位置有一张书桌，桌面上堆着几本旧杂志和一台收音机。收音机的电源线还插在墙上的插座里——这栋大厦烂尾三年了，但某些地方还有电。冷库有电，监控室有电，这里的插座也有电。
我按了一下收音机的开关。没有反应。可能坏了，也可能电台早就停播了。
书桌的抽屉里塞满了东西。我拉开第一个抽屉，里面是几本证件——保安上岗证、身份证复印件、体检报告。我翻了翻，每张证件上的照片都和我在三楼、四楼看到的遗像对得上。
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。他们有名字，有身份证号，有体检报告。他们不是鬼，不是传说，是活生生的人，然后被杀了。
我把证件放回抽屉，站起来，朝门口走去。
十三楼的门没有锁。我推开一条缝，往外看了一眼。走廊空荡荡的，没有灯，没有声音。那三个黑衣人没有追到这里来——至少现在没有。
我闪身出去，沿着走廊走到楼梯间，开始往上走。
十四楼。
推开门的瞬间，我闻到了一股很淡的烟味。不是香烟，是纸张烧过之后残留的那种焦糊味。
这一层像是办公区。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办公室，玻璃隔断，百叶窗半拉着。我推开最近的一扇门，手电照进去——是一间小会议室，长桌，几把椅子，白板。白板上写着一些字，大部分被擦掉了，只留下一行：
“Q3目标：完成200例。华东区：45，华南区：62……”
200例。什么的两百例？手术？器官摘取？
我退出会议室，继续往前走。走廊尽头是一间大办公室，门开着，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，桌面上铺着一层灰，但中间有一块地方是干净的——有人最近在这里坐过。
办公桌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组织结构图。A1纸大小，塑封，用图钉固定在墙上。
我走过去，手电的光柱打在图上。
最顶端的格子里，写着两个字，但被黑色马克笔涂掉了。涂得很厚，完全看不出原来的字迹。第二行是“院长办公室”，下面连着三个名字——第一个被涂掉了，第二个写着“赵海——后勤主管”，第三个写着“苏晚——市场拓展”。
赵海。苏晚。
赵海说苏晚是他的妻子。组织架构图上，苏晚是市场拓展，赵海是后勤主管。这间办公室是谁的？被涂掉的顶端格子又是谁？
我的目光往下移动。第三行是“医疗部”，下面列了七八个名字，大部分被涂掉了，只留下一个：“林北——主刀医生。”
林北。我。
我的手指按在那个名字上，指尖能感觉到塑封膜下面油墨的凸起。五年前，我的名字在这张纸上。我是这家医院的主刀医生。
赵海没有骗我。至少这一点没有。
我把组织结构图从墙上撕下来，折好，塞进背包。这玩意是证据。
继续往上。
十五楼。我推开门，看了一眼，就退了回去。这一层是监控中心——比赵海那个监控室大十倍，一整面墙都是屏幕，几十个画面同时播放。有大厦内部的，有大厦门外的，甚至还有周边街道的。
屏幕都亮着。有人在看着这座大厦的每一个角落。
我没有进去。因为我在其中一块屏幕上看到了自己——站在十五楼门口，手电举在胸前，像个迷路的蚂蚁。
他们知道我在哪里。
我转身就跑，冲上楼梯。
十六楼。
这一层的门是关着的，但我还没推开门，就感觉到了一股热浪。不是夏天的那种热，是从门缝里挤出来的、干燥的、呛人的热，像烤箱拉开一条缝。
我推开门。
迎面是一台巨大的焚化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