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楼。

我踩上最后一级台阶的时候，滴水声停了。

不是渐渐变小，是突然没了，像有人拧紧了水龙头。楼梯间里只剩下我自己的呼吸声，还有心跳——咚、咚、咚——闷在胸腔里，震得耳膜发胀。

我站在三楼楼梯间的门口，手电光柱扫过去。

墙上又多了一张照片。

不是挂着的，是钉上去的。一枚生锈的图钉穿透照片的边角，把它死死地按在墙皮上。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国字脸，浓眉，嘴唇很薄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。他的表情很严肃，或者说，没有表情。

我走近了两步，手电的光在照片上晃了晃。

同样的纸质，同样的泛黄程度。和二楼那个叫苏晚的女人，是同一批冲印出来的。

我把照片翻过来。

“他叫张建国。”

没有别的了。没有日期，没有落款，没有解释。就是一个名字。

张建国。

我把照片放进口袋，和苏晚那张叠在一起。两张脸在我的脑海里重叠又分开——我不认识他们，但他们看着我，从那张泛黄的相纸里，从某个我不知道的年份里，直直地看着我。

弹幕在手机屏幕上飘过：“北哥你还好吗”“要不报个警吧”“这明显是有人提前布置的啊怕什么”。

有人提前布置的。

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午夜判官，或者他安排的人，提前在大厦里放了些照片、写了几行字，就等着我进来，一一把它们捡起来，像捡起别人丢掉的垃圾。

但有一个问题。

我蹲下来，用手电照了照楼梯间的角落。地面上的灰尘积了至少有两三毫米厚，没有被踩踏过的痕迹。如果有人在最近几天进来过，走过这条楼梯，灰尘上应该留下脚印。

没有。

除了我自己的鞋印——从一楼延伸上来的、带着泥水渍的鞋印——这层灰是平的。

我把手电抬起来，照向四楼的方向。

那就意味着，这些照片不是最近才放上去的。它们在这里，在这面墙上，钉了很长时间。

多长时间？我不知道。但灰是诚实的。

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

“兄弟们，”我压低声音，对着胸口的手机说，“这个楼梯间的地面上没有别人的脚印。一张最近的都没有。但墙上的照片，被钉在这里，上面的灰和我脚底下的灰差不多厚。”

弹幕沉默了两秒钟，然后炸了：“卧槽”“那照片放了多久了”“不可能吧是不是有人从别的楼层进来的”“北哥你别吓我”。

我没有回答。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。

我继续往上走。

四楼。

楼梯间门口的地上，有一小堆碎玻璃。手电照过去，反光刺眼。我跨过去，抬头看向四楼的墙面。

三张照片。

并排钉着，像一家人在拍全家福，但他们不是一家人。一个老人，头发花白，颧骨很高，嘴角往下撇着。一个小孩，七八岁的女孩，扎着两个小辫子，穿着红色棉袄。还有一个年轻女人，短头发，戴眼镜，表情像是在哭，又像是在笑。

我一张一张地翻过来。

老人背后写着：“李德福。”

小孩背后写着：“小鹿。”

年轻女人背后写着：“周敏。”

李德福。小鹿。周敏。

我把它们放进口袋，口袋里现在有五张照片了。五个人。七个保安。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，但数字在逼近。

三楼，四楼。五楼应该也有吧？

手电的光柱在楼梯间里扫来扫去，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光柱的边缘一闪而过。不是影子，不是灰尘，是某种更实在的东西。我停下来，竖起耳朵听。

滴水声又回来了。

不，不是滴水声。

是脚步声。

从头顶传来的，很有节奏，像有人在楼上踱步。一步一步，不快不慢，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，被水泥墙反复折射，最后变成一种嗡嗡的低频振动。

我抬头看向五楼的方向。

黑黢黢的楼梯拐角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“有人吗？”我喊了一声。

声音在楼梯间里弹了好几个来回，最后被黑暗吞掉了。

脚步声停了。

我咬咬牙，继续往上走。

五楼没有照片。

五楼什么都没有。楼梯间的门关着，墙上没有照片，没有血字，没有任何东西。只有一面白墙，和一扇紧闭的铁门。

我松了一口气，但很快又觉得不对劲。

按照前两层的规律，每一层都应该有一张或者几张照片。五楼突然断了，像是有人翻到了书的某一页，发现那一页被撕掉了。

我试着推了推五楼楼梯间的门。锁着。

不是生锈卡住了，是实实在在地锁上了。从里面锁的，还是从外面？我分辨不出来。

我没有时间撬门，也不想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。我转身继续往上走。

六楼。

手电光柱打过去的一瞬间，我整个人僵住了。

六楼的楼梯间门是开着的。不，不是“开着”这么简单——那扇门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撞开的，门板歪歪斜斜地挂在铰链上，门框上的木头裂了一大块，露出里面发黑的内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