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孩子。

十几个、甚至二十几个孩子。

他们有的光着脚，有的穿着不合身的大人衣服，脸上全是污垢，鼻涕拖得老长。他们躲在电线杆后面、垃圾桶旁边，怯生生地看着我们。

“是沈姐姐！”

不知是谁喊了一声。

紧接着，像是打破了某种禁忌，孩子们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。

“沈姐姐！你回来了！”

“沈姐姐，阿婆说你被抓走了，说你要被枪毙了，呜呜呜……”

“医生姐姐，你的伤好了吗？”

我想后退，却被一双双脏兮兮的小手拽住了衣角。

顾严原本想呵斥，但看到这一幕，他也愣住了，默默地松开了握枪的手。

一个大概七八岁的小女孩，挤到最前面，手里捧着一个黑乎乎的烤红薯，还冒着热气。她脸上挂着泪珠，眼睛却亮得惊人。

“沈姐姐，给你吃……你别死……”

我低头看着那个红薯，又看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孩子，还有不远处那些探头探脑、眼神关切的穷苦街坊。

那一瞬间，不需要顾严的调查报告，不需要任何逻辑推理，那个巨大的谜题——“钱去哪了”，突然有了答案。

一百二十大洋，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巨款。

但对于这一整条弄堂看不起病的穷人、对于这几十个吃不饱饭的孩子来说，那就是杯水车薪。

我的眼眶突然热得发烫。

我接过那个滚烫的红薯，蹲下身，视线与那个小女孩齐平。

“姐姐没死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哽咽，不属于我的记忆并没有苏醒，但属于医生的那份悲悯却在这一刻跨越时空共振了，“姐姐好着呢。”

小女孩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，扑进我怀里，把我那件昂贵的丝绸旗袍蹭全是泥，但我一点也不在乎。

周围的孩子都在抹眼泪，嘴里七嘴八舌地喊着“沈医生”、“沈姐姐”。

顾严站在一旁，看着被孩子们包围的我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摘下帽子，拿在手里，眼神里那种惯有的怀疑和审视彻底消失了。

“看来，”顾严低声说道，像是在对自己说，“我们都看走眼了。”

“她不是什么嫌疑犯，也不是什么有秘密的特务。”

“她只是个……把命都给了这里的傻子。”

我抱着孩子，感受着那瘦弱身体的颤抖。

在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肩上沉甸甸的。原本我只是想借着这个身份苟活下去，但现在，我接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更是一份沉重得让我想要落泪的责任。

那个民国的沈安，她活得比我高尚。

既然我占了她的身子，那她的这些“孩子”，她的这份“傻气”，我就得替她守住了。

“顾严，”我抬起头，眼含热泪却目光坚定，“这案子，我查定了。不管是谁想杀‘我’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