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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冬天，“分田到户”的消息在人们中间不胫而走，就像春天河边的野花，不想看它也会主动映入你的眼帘。某公社某村一个生产队分成了三个小组，某某村直接把地分到了户，叫什么“包产到户”，还有人说叫“包干到户”……这一次比春天传播的还热乎，有名有姓的，真实性似乎更强了。

这些消息把社员们搞得人心惶惶，上工也越发倦怠了，“上坡慢腾腾，地头坐个坑，说谁谁不听”成了生产队长们面临的大难题。

更让他们头疼的是，春播需要准备的人畜肥料，今年突然变得难收了，不少户里猪圈人厕都变得十分干净卫生，原先的猪粪人粪都已被转移到了僻静的角落里去，说是这粪要等着分了地以后自己用。

那些早被收了粪的户便又愤愤不平，吵着要把收上去的粪再弄回来，生产队干部天天在处理类似矛盾。

这些情况反映到大队，新任大队书记王江就召集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长开会，商量对策。会上人们议论纷纷，大体分为两派，以王江和王明敬为一派，认为要保住集体主义这棵大树，不能分地到户。

王明敬说：“×他娘的，这是要复辟了呀！真是‘辛辛苦苦三十年，一夜退到解放前’，贫下中农又要去受二茬罪呀！”

王江也说：“头年的中央文件上不是明明写着‘不准包产到户’吗？怎么现在这么些村就敢分的？你看着吧，上级保准还要理整理整（整顿）那些胡来的，咱是坚决不能分！”

衣林说：“其实分到户也不糙，就像自留地，你看各人照顾得多上心。现在人心这么散，硬把人捏到一块也干不到好处了。”

王明敬接着就表示反对：“那不是又退回到刚土改的时候了吗？这些年从互助组到合作社，再到人民公社，好不容易发展成的集体，怎么能再回到单干呢？”

有人就说：“人家不说单干，叫‘大包干’，把土地全部承包给社员，收完庄稼各家算各家的账，完成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全是自个的。”

“那都一样。把地分到户，那些缺劳力的怎么办？再说了，现在集体都有大牲口、大车，还有抽水机、拖拉机的，这些怎么分？”

讨论的最终结果是社员怠工的现实问题没解决，分地的长久问题也没敢定，走一步看一步，但坚决不当出头鸟。

衣林回到家，对文才富说：“咱大队里就是太小心了，咱们就是不分到户，也学学别的村，先分几个组，包干到组也行啊！”

文才富严肃地说：“你胡思乱想个啥？你今天分到组，明天就有人想分到户。我觉着金山书记说得对，只要上边不硬叫分，咱就不能分！咱不当那个出头椽子。”衣林只好把又要说的话咽了回去。

王江到公社开会，回来后愁眉紧锁，大家问：“咋了书记？挨批评了？”

王江说：“真要是批评顿还不要紧呢！县里开会了，要分地！分吧，都分得一干二净，那才省心呢。”

牢骚归牢骚，工作还得安排。县里明确要求，在全县推行“大包干”责任制，各公社、各大队可以先行试点，然后全面推开。

王江又召集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会议，一开始还是有人反对，王江就说：“今天咱开会不用再讨论分不分的事了，讨论也没用，县里、公社里都开会定了，必须分。就是怎么分的问题，是先分到组？还是一竿子到底直接分到户。再就是咱商议商议，还用不用先找个队试点。”

副书记说：“先分到组也行，步子别迈得太大了，看看人家再说。”

一队队长刘金庭说：“队分到组，和不分没啥区别，就相当于把一个队劈成两个队、三个队一样，还是一个管法，没有用。”

衣林也说道：“就是，每个组都得有组长、会计、保管什么的，更麻烦，还不如直接分到户好。”

大部分人都认为直接分到户利索。王江就说：“那就直接分到户，一竿子到底。这个步子挺大啊，咱是不是先找个队试点试点？有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全大队。”

这个意见没大有分歧，大家都说先试点好，但让谁来挑这个头却成了难题。一开始让一队挑，刘金庭说：“不行，俺队人口最多，人均土地最少，不好分。”

李有贵说：“你说到这里还有个问题，现在咱村三个生产队人口都不一样多，人均土地也不一样多，咋弄？”

有人说：“不行就全大队合在一起重新分，各个队不就都一样了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