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来夏天的时候，才富就向大队提出了辞职，王金山一再挽留，文才富愣是不答应，最后两人都退后一步，先忙完秋收秋种再说，年前年后农闲了就换人。

文才富也知道大队的难处，现在生产队长人选确实不好找。既要农活干得好，还要有威信，既要肯吃苦受累，还要不能有私心，几样缺一不可。队长的担子也重，干得好了，当然会得到大队、公社甚至县里的表扬，发个奖状，领个脸盘或毛巾回来，脸上也挺有光；干得不好，完不成上级的公粮任务，社员分的粮食少了，年终工分不值钱了，轻则会被上级领导在大会小会上严厉批评，重则会被撤职，更不用说挨社员群众的指点和唾骂了。

至于当队长的报酬，仅仅是普通社员的工分而已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到公社里开会也算出工，不光挣着工分，有时还有人管酒管饭。而这点好处，与自己吃的苦、受的累、操的心、受的委屈相比，文才富觉得不享受也罢。

二队的现有社员当中，出类拔萃的能扛起队长这责任的还真不多，一开始才富和王金山看中了文亮，干过多年会计，应该有这方面的基础。但当王金山征求他的意见时，文亮是死活不干，唯一的理由就是爹娘身体不好，离不开他，干队长精力靠不上。王金山又让文亮的姑父徐明福做他的工作，还是不行，这事就先搁下了。

转眼就过完了春节。

队长的人选不能再拖了，一开春就要组织春耕春种，没有领头人那怎么行。王金山琢磨了好几天，试探着向文才富说：“要不就让衣林当队长，你看怎样？”

文才富一听，差点没蹦起来：“不中！不中！他一个外来人，咋能干了队长？”

“外来人咋了？他高小毕业，有文化，人又老实，我看干个队长蛮中。”

“就是因为他太老实，干不了。”

“我说他老实，是说他人本分、正派，没有那些小心眼花花肠子。你说他老实怎么了？当队长又不是去领着人打仗，把活分派清楚了，出着谱把地种好，到时候家家户户分的粮食多，这就是好队长啊！你还要怎地？”

“还是不行，当队长啥事不都得管？婆媳打仗了，兄弟分家了，婚丧嫁娶了，他一个外来人，对各个家族户门情况不了解，碰到事办不了。”

“这不是还有你吗？真碰到事，有你在后面给出着谱，撑着腰，差不了。”

“那我不是退了个半里不落（不彻底）？不中，还是再找别人吧。”

“老文啊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，实在和你说吧，我已经和大队里的其他人通气了，都觉得没意见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要是真找不出队长来，你不还得继续干着？你能忍心撒手撂挑子？是不？他是你女婿，正好有这个方便条件，你扶上马送一程，干好了继续干，干不好再说。怎样？就这样定了，你回去做衣林的工作。”

文才富没法，只好回家把书记的意见说了。衣林开始有些吃惊，继而有些犹豫，刘氏有些模棱两可，文玉则怎么着都行，最后还是才富拍板，先干着再说。

广播里天天播送“反击□□翻案风”，社员们也弄不清啥是“□□”，只知道又来了一个新运动。但也已经习以为常，或者说是有些麻木了，该种地种地，该批判批判。

特别是各队的生产队长，也许晚上挨了批判，但第二天该组织生产还得组织生产，就是会上批判他的那些人，第二天该受他的指派干活还受他的指派干活，不受影响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或者说这十几年得来的教训，生产队长的孬好，直接决定着全队社员的温饱，决定着生产队在大队乃至周围村里的光环和口碑，也决定着小伙子大姑娘找对象的砝码分量。

这天，衣林半夜时分才从队部回到家，白天要领着干活，要开会，队里的大事小事只能晚上一块商议研究。刚进入梦乡不久，忽然就被一阵晃动惊醒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更大地晃动，桌子上的东西歪倒的、落地的“噼啪”作响。

“地动了！”衣林一骨碌爬起来，一边大声吆喝：“快起来，地动了！地动了！”

文玉也醒了，拽着卫国、抱着翠燕就往外跑，才富和刘氏、翠莺、卫东也起来了，一起跑到了院子里，翠燕在怀里“哇哇”地哭着。

东方的天空已经微微发白，空气中仍然是濡湿的热。

第二天，广播里就播送了唐山发生大地震的消息，除了播送救灾情况，也不间断地播送怎么防震、怎么逃生。

一连几天，人们只要一听到大队里的吹号声，就赶紧往空阔处跑，有时候一晚上起来两三次，不少大人干脆就穿着衣服睡觉，有些甚至直接在街上铺上篙秸，晚上就睡在外面。

当广播里关于地震的消息逐渐减少，人们也从不安中慢慢恢复正常的时候，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”的消息，又让人们陷入了悲痛和新的不安当中。每个大队都进行祭奠，不少社员哭得是惊天动地，中小学生们更不用说，感觉社会主义国家的天要塌了似的。

好在时间不长，广播里又传来“英明领袖□□，一举粉碎‘□□’”的消息，人们一开始心里虽然不明内里，没有什么强烈的兴奋和不安，但随着广播里“举国欢庆，大快人心事”地铺天盖地的宣传，自然也就跟着欢欣鼓舞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