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站的风顺着背脊往上推，我没回头。

把钥匙挂在颈间，信管藏进领口，摆针塞进小布袋。回到租屋时，窗下的葡萄叶正轻轻互相擦过，像在交换白天的消息。

我把铁盒里的四样东西一一排开：钥匙“6F”、微摆针“4—2—6”、北站寄物柜“N3—17”的存根、那封只写“给槿槿”的短笺。计时器不在手边，我用电热壶当作屋里的“潮”，听它从静到沸的过渡——先是极轻的“嘶”，再是均匀的“咕嘟”，每一次爆裂都像小小的白浪在瓷壁上开花。

我把摆针放在手心，按住，呼吸与它合拍。屋里其实更容易把脚放进去：墙角的风、玻璃的颤、叶影在窗台上的位移，都替海把路铺平。

“槿槿。”

那个称呼像一滴盐掉在舌尖。不是从耳机，也不是从窗外，而是从壶的“咕嘟”里透过来，带着热度。

“我在。”我没有出声，只在胸腔里回答。

“门口。”那声音说，“屋里的‘潮’，沿走廊走到拐角，数十六步。”

我关掉壶，水声被掐断，屋子里的声场渐渐收回来。我拿起钥匙“6F”，出了门。六楼的走廊铺着灰地胶，灯一盏盏向后退；我在落地窗前停住，向左数十六步，在第十六步的位置，墙根下有一块细微起翘的踢脚线。

我蹲下，把钥匙在缝里探了探，踢脚线轻轻弹开，一只巴掌大、浅灰色的薄盒卡在里面。盒盖上同样刻着“6F”，边角磨得圆。打开，里面只有两样东西：一张用铅笔画的馆内简图，画了一条从拱顶第三拱脚到合规部走廊的细线，在走廊中部写了小小的“F”；以及一枚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胸牌——“设备维保 / 临时通行”。

纸边注着两行字：

“周三 19:40—19:47。

以人流为潮。走，不停。”

今天是周二。

我把薄盒合上，重新扣回踢脚线后面，钥匙放回颈间，胸牌滑入外套内袋。回屋时，壶里的水还热，我端起来靠在窗边，想象馆里那条“潮汐线”如何在每天的十九点四十准时成形——电梯换气、风机转速、员工交接、合规部开关门，所有微小的节律被聚拢，汇成七分钟的“城市潮”。

第二天上午是例行接待。

我像往常一样说“您好，请坐”，像往常一样把导联贴在额角与耳后。午后有一位穿旧制服的老人来做“情绪缓冲”，登记表上写着职业：设施维护（退休）。他把帽子搁在膝上，指尖在帽沿上有一下沒一下地摩挲。

“我年轻时在这儿管过风道。”他看着穹顶说，“那时候的风是活的，就像今天这风。”他指了指大厅尽头，“第三拱脚有个回风口，十九点四十一到，风速会自己上去。城里也讲潮汐的——只是我们踩的是风潮。”

我把这句话默念了一遍：风潮。

老人闭目躺下，机器嗡鸣如常。我忽然意识到，那张简图，并不夸张也不诗意——它只是在记一条老技术员用脚背熟得不能再熟的路。

下班前，顾节回到前台，神色淡，像没发生任何事。他把一叠文件递给我：“复核报告下来，观察期通过。明晚你不用加班。”

“你昨晚——”我低声。

“假批下来了。”他简短地笑了一下，“风往回吹了一阵。”说完像不经意似的补了句：“明晚别一个人。”

“我只是看人流。”我说，“不下水。”

“人流也是潮。”他说，“七分钟就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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