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像看穿我的心事一般，往我的碗里放了只汁水饱满的蒜蓉蛏子，用轻松的语气说起另一件事：“好吧，芳滢走前让我转告你，明天她会在一家工作室录音，你要是有时间就过去找她吃晚饭。”

我停下筷子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今晚找她的是周大导演，虽然不至于回绝不了一顿饭，但华表奖的评委也在今晚这场酒局上。我听她说，国内的工作安排得很满，下周又要出国拍戏，你见她一面也是难得，明天最好还是去一趟，嗯？”

爸爸是一名话剧演员，说话通常中气很足，发声相当有磁性，含笑的音色很好听，尽管是女儿，有时也会从中获得一些惊喜，我怀疑自己是个声控，而且有证据。

反正我很难拒绝他：“你的话剧呢？我要是去陪她吃饭，这回谢幕可没人给你送花了。”

我漫不经心地试探。

本来就是故意这么说的，往常我只去最终场，到那时送也一样。

没料到，爸爸一副为难的表情：“说得也对，那你明晚还是来看话剧吧。”

真是老顽童，我认输：“得，我见她去还不行嘛。”

他满意地眯起眼睛，舀了一勺麻婆豆腐：“闺女真乖，我做的菜真好吃。”

饭后，爸爸还要看剧本，担心打搅他，我回了房间，向学委要来胡老师的联系方式，我打算问清楚期末作业的事。

洗完澡出来，正好看见好友申请通过，我先在备忘录打好草稿，确定没有歧义，发送过去。

胡老师很快就回复了我：「你打给我吧，电话里说。」

我：「好的。」

随后，我们就期末作业的成绩展开了交谈，个中缘由倒是比想象中要单纯得多：胡老师恰巧目睹我独自一人扛着设备在夜市取材、在咖啡馆修片。另外，我采访的专家学者是胡老师的多年好友，好友也证实了当日的采访只有我在。

我感叹了一句：“没想到这么凑巧。”

“本质上，小组作业是合作能力的体现。”胡老师停顿了一下，“不得不说，你的成片是全班最完整、最有新意的，但单就合作这一块来说，零分。鉴于每一组在这次作业中或多或少存在问题，并且问题都不小，综合考虑后，我给了你最高分，既然如此，你的组员就不可能拿到相同的分数，因为这同样对其他同学不公平。如果她因此对你产生误会，我会单独找她聊一下的。”

我静静坐在窗边，计算了一下做完这些事情浪费的时间和精力，然后说：“不用了，如果唐秋函接受了成绩，也认同内心的答案，我想她不需要这个解释。”

胡老师的性格跟楚芳滢很像，不会多管闲事，不会随意地说服一个人的决定，我礼貌地感激了她的答疑解惑，临挂断时，她对我说：“我印象里的你，还是在琴房纠结‘到底该专精小提琴还是大提琴’的小姑娘，那时候我对你妈妈说，你挺适合学艺术的，‘就好像，你们天生会成为一家人一样’。结果没想到，你会选择考影视相关专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你走这条路子，如果你有耐心和钻研的兴趣，不妨认真学习，虽然已经很优秀了，能感觉出来你有架构剧本和拍摄美学的天赋，可这咱们这行，也不是天赋好就能成为王家卫和李安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老师会一直看好你。”

三两句话就把我十九年的坎坷和纠结都说完了啊，老师间或在我的人生充当着引路人的角色，他们的目光从来犀利，给我细心的呵护、中肯的建议，这很好，可更大的悲伤吞没了我，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正常的家庭，兴许扮演这样重要角色的人，想必会是我的爸爸和妈妈。

我拉开窗户透气，压抑、不适接连涌上心头，难以吐出郁结，然后我骂了一句脏话，一头栽进床铺。

半梦半醒间，回忆起去年的庆功宴，杨惟年急匆匆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就说要走。

大家追问他为什么，揶揄是不是有比庆功宴还重要的其他约会。

“这倒真不是，我接了个主持婚礼的活儿。”杨惟年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颈，“得排练呢，甲方一直在催。”

我一个没怎么出力的小萌新觍着脸来到庆功宴就是为了见他，一听他要走，便急不可耐问道：“婚礼？学长不是学国际传播的吗？”

杨惟年没有嫌我这个学妹多事八卦，反而带着笑意看着我的眼睛：“海投一段时间才发现报社和电视台都得靠引荐，不见得会要个名不经传的在校生。正好有家婚庆公司看到我的简历，问我接不接婚礼主持，还不止一场，时薪比想象中高很多，也是锻炼的机会，索性接了下来。”

我一知半解地点点头，在我的观念里，大二甚至还算不上是探索人生的阶段，我大概除了烦恼早八和考试周，只会巴巴地等下课—等放学—等假期，断然不会再给自己找闲事干。

不曾料想，才过了半年，主动缠上身的麻烦就足够应付不过来。

闷热夏夜，巨大的茫然又一次将我包裹进了梦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