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问句。她一直都这样，面对什么事情也不摇不动坐如山，淡然的像尊大佛。

“确定，不用劝我，这是我家，我哪也不去。”空气很闷，我摘掉小帽，望进文泉略略带着些疑惑和忧虑的眼神。可喜可贺，结婚之后连微表情都灵动不少。

我叹口气，支撑着站起身，走到茶几旁给她泡了杯茶，雾气云翳中，茶叶翻滚着沉底。

沉默半晌，我将陶瓷杯递给她，“死是可以预见的事情，有什么可怕的。我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即使悄无声息的在这乱世里消失，又有谁在意呢。”

文泉垂眸，最终还是接过茶杯，将浮在面上的茶叶轻轻吹开，抿了一口微绿的茶水。

“好苦。”文泉最终这样评价道，也不知道是评价品质不太好的茶水还是我过于悲观的态度。她将杯子搁在茶几上，捡起礼帽重新戴上，转身离开了。家里一瞬间又重归寂静。

我偏头，看向沉默的秦风，“听见了吗，我真的不走，你怎么劝我也没有用。有这个时间，你还不如在必死的结局前好好陪陪我。”

他没答话，目光如水般很轻的落在我身上，带着些悲伤的情绪。

南京的十一月末，梧桐叶落得愈发急了。我倚在斑驳的栏杆上，看那些金叶打着转左右轻摆，最终委顿于地，与尘土相拥。秦风站在我身后，半透明的手指穿过我的发丝，试图替我拢一拢被风吹乱的头发。

街角卖报的童子在喊号外，声音尖利得像把刀子，刺破街上空旷的沉默。我走下楼，给了他几个铜板，童子便将报纸塞进我手里。黑体大字赫然写着“日军逼近镇江”，油墨未干，蹭得我指尖发黑。

“周周，”秦风跟着上楼，飘到我面前，眉头拧得死紧，声音青稚，只是带了几分鬼气森森的飘忽，“再不走就、就来不及了。”

我将报纸揉成一团，扔进纸篓，叹口气，再次重申：“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走。”

他急得在屋里来回飘荡，按着我肩膀，眉头很深地蹙起，“你、你不能——”

“我不能什么？”我猛地转身，感觉到眼睛干涩的痛，却流不出泪来。鼻头有些发酸，抵不过更深的气愤，“像十年前那样，眼睁睁看着你满身鲜血毫无生息地被抬回来，然后假装无事发生继续生活？这么多年，我真的要受够了。”

秦风的魂体明显晃了晃。窗外有乌鸦落在电线上，漆黑的羽毛映着灰白的天，发出刺耳的叫声。

“……对不起。”他最终只说出这三个字，声音轻得像片落叶，打着转悄悄落在客厅积灰的地板上。

我忽然泄了气，瘫坐在藤椅上。阳光透过他半透明的身体，在地板上投下模糊的影子。

“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”我盯着自己交握的双手，指节有些泛白，“我不该冲你发火。”

他飘过来，小心翼翼地虚坐在我对面。我们就这样沉默着，看日光一寸寸爬过地板，像两个守着最后烛光的守夜人，直到暮色四合。

很久之后，秦风凑过来，试探性地半握住我的手，见我没有反抗，大胆了些，用指腹擦去我眼角的淡淡泪痕。我别过脸去，抽抽鼻子，用袖口颇为粗鲁地擦了擦脸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又重复一遍，声音依旧很轻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
命运是个古怪的裁缝，它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衣裳总是太过紧窄。

在北平，我们穿着学生装谈论救国理想；在南京，我们裹着尸衣讨论生死界限。这十年教会我最深刻的事，就是人活着不过是在时代的针脚里辗转，连死亡都不能让我们跳出这既定的花样。

秦风死后为鬼，我活着为人，却同样被困在1937年的那个雨天，像两片被钉在标本册里的枯叶。

十一月的南京城，恐慌像瘟疫般蔓延。街上行人神色仓皇，商铺的木板门紧闭如棺椁。偶尔有军车呼啸而过，扬起的尘土里裹挟着铁锈味。街上行人匆匆，商铺早早关门，偶尔有军车呼啸而过，扬起漫天尘土。伴着城内的□□，我的咳嗽越来越厉害，有时半夜会被自己的咳声呛醒，然后看见半透明的秦风坐在床边，哄小孩睡觉般轻轻拍着我的背。

鬼哄人睡觉，画面有些怪诞的温馨。

“你该吃药。”他说。

我摇摇头，“没用，而且现在哪里找得到药？”

肺里的毛病是从北平带过来的，这些年时好时坏，像时代烙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印记，时好时坏，如今终于要与这具躯壳同归于尽。

十二月初，炮声已经隐约可闻。那天清晨，我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，翻出压在箱底那件墨绿色旗袍，这几年也没给自己买什么新衣服，这还是十年前离开北平时穿的唯一一件好衣裳。

“今天去哪？”秦风帮我扯直旗袍上横生的褶皱，问道。他最近实体化越来越明显，不仅有了实实在在的影子，现在手上动作精细到甚至能帮我系繁琐的盘扣。

“教堂。”我说，“从来没进去过，想去看看。”

他忽然有些紧张，难得露出些胆怯的情绪，“要不我、我就不去了……”

“中国鬼你怕十字架干什么？”我翻个白眼，转身翻找起那件狐裘披肩。

圣保罗教堂的尖顶在晨光中泛着冷白的光，推开厚重的木门，扑面而来的是蜡烛与木质长椅混合的气息。几位修女正在擦拭烛台，见我来，微微颔首。

“我不祷告，只是来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。”我摆摆手，示意不用那么紧张，上帝从未庇佑过我，我也不打算临到头来向他祈求什么。

一个年纪不大的修女打量我片刻，忽然笑了，“周教授？我听过您的课，《诗经》讲得真好。”

我有些诧异，后来才想起，我曾经去一些中学办过讲座，她说不定是哪个女校的学生，如今走投无路，才把灵魂献给了上帝。

这乱世里，人人都在寻找庇护，区别只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十字架。因而我轻轻点头向她致意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我忽然想起这点，转身问她。

女孩笑的很明艳，“我叫轻舟，轻松的轻，小舟的舟，没有姓。”

轻舟，轻舟。

我点点头，示意我记住了。

修女引我去了后堂，那里挤着十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，最小的不过五六岁，最大的也不过十二三岁。他们睁着惊恐的眼睛，像一群受惊的小兽，瑟缩着挤成一团窝在角落。

“我们在教他们唱安魂曲，”修女轻声说，“希望上帝保佑这些孩子。”

我对上帝一点兴趣没有，下去后我又不在祂的管辖范围之内，于是对什么《安魂曲》只是胡乱点头敷衍过去。

秦风站在我身侧，忽然很同频地问道：“你、你不是唯物主义者吗？”

我接过修女递来的乐谱，嘴角微微上扬，“是啊，但我现在攒点善念，下去后给我安排工作会不会轻松些。”

“你不工作也可以，”他很认真，到了有些固执的地步，“我可以一个人养家。”

“那万一下面真需要介绍信呢？”我抿着唇，反问他道。

这笑话不好笑，可我们都假装被逗乐了。修女困惑地环顾空荡荡的四周。孩子们茫然地看着突然发笑的我，他们看不见他，就像十年前街上的行人看不见学生们的鲜血。

整整一天，我和修女们一起照顾孩子们，教他们唱歌，给他们讲故事，很新奇的体验，我指的是第一次在教堂里给一群小孩讲《送别》，比如长亭古道。

傍晚时分，炮声更近，震得彩绘玻璃微微颤动，临近十字架的几块甚至不堪重压碎裂开来，碎玻璃在灰扑扑的地上凝成一条彩色的粼光小河。孩子们挤在一起，有个小女孩紧紧攥着我的衣角，她的手指冰凉，还在微微发抖。

“别怕，”我抚摸她柔软的发顶，“唱完这首歌，天使就会来保护你们。”

小女孩眨巴着眼睛，仰头看我，那张瘦削的小脸灰扑扑的，“天使在哪里？”

小孩就是小孩，问的问题也很质朴。

“天使就在你身后呢。”我笑起来，用掌心擦掉她脸上的灰尘，看向她身后站着的秦风，后者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尖，转过身去了，他的背影在烛光中投下长长的影子，竟比活人还要真实些。

夜深，修女们安排孩子们睡下。我坐在长椅上，秦风坐在我身边，看月光透过玻璃浅浅淡淡地将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，一实一虚，却奇异地交织在一起。

“明天……”他欲言又止，犹豫着望向我，像是还要说些什么。

“我知道。“我打断他，反倒很平静，“明天城门就要破了，是吗？”

他沉默片刻，忽然说：“我后悔来见你了。若不知道死后光景，你说不定能……”

我转头看他，“能怎样？像张爱玲笔下那些乱世鸳鸯，躲进小楼成一统？”

这话说得刻薄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月光下，他的眼睛像是两潭深水，倒映着我扭曲的影子。

他沉默下来，半晌不答话，我哼哼两声，“几十年不来见我，我下去后真的会掐死你的。”

炮声越来越近，偶尔有爆炸的亮光闪过窗户。他的肩膀终于有了实感，温暖透过衣料传来，我靠在他肩上，忽然有些恍惚。

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？

是活着忍受这乱世，还是死后获得永恒的安宁？我们这代人，生来就戴着时代的镣铐。有人选择挣脱，有人选择戴着镣铐。可谁能说清，哪种选择更需要勇气？

我是懦弱的人，勇气在正青春的我身上或许是横冲直撞的最大特性，但我如今年华不在，这种懵懂的组成在我身上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当今世道堕落，对我来说最大的自由就是选择何时放手。

当一个人把全部生机都埋葬在往事里，活着便成了最漫长的殉葬。

我用十年证明了这个道理。

轻舟蹲在墙角，用树枝在地上画圈圈。我走过去，把披肩裹在她肩上。

“周老师，”她仰起脸，鼻尖沾着灰，“您说上帝真能听见我们唱歌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实话实说，“但孩子们听见了。”

北风将窗户刮得很响，从破损的罅隙钻进来，吹起轻舟的裙摆。

“冷吗？”我问。

轻舟摇摇头，忽然凑近，压低声音：“那个……一直跟着您的，是鬼吗？”

我挑眉：“你看得见？”

“修女们都看不见。”她绞着手指，“但我从小就能看见这些。他是您……很重要的人吧？”

秦风慢慢飘过来，在轻舟面前蹲下。女孩没有躲闪，反而好奇地打量他。

“他是我丈夫。”我向她介绍道，“死了十年了。”

轻舟“啊”了一声，眼睛瞪得圆圆的。秦风有些窘迫，伸手想摸她的头，手指却穿了过去。

轻舟胆子很大，并不畏惧地打量他一会，发现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就失了兴趣，又将头转向我，眼睛亮亮的，像两颗星星，“周老师，再给我讲讲北平吧。”

我在她旁边坐下。秦风飘过来，靠在斑驳的墙面上，墙上的漆已经剥落了大半，露出下面灰白的底色。

“北平的冬天比南京冷多了。”我说，“护城河会结冰，小贩在冰面上凿洞捞鱼。前门大街的糖葫芦，山楂裹着冰糖，咬下去能磕着牙。”

轻舟托着腮帮子，“比教堂发的黑面包好吃吗？”

“好吃一百倍。”我笑起来，“上海的法租界有家咖啡馆，老板娘是白俄人。她做的拿破仑蛋糕，酥皮足足有三十六层。”

“三十多层！”轻舟惊呼，又很快反应过来，赶紧捂住嘴，怕吵醒睡着的孩子们。她凑近我耳边，呼吸喷在我耳边，带着孩子特有的温热，“那得用多少面粉啊？”

秦风突然插话：“其实只、只有二十层。她总爱夸张。”

我瞪他一眼，继续对轻舟说：“南京最好吃的是板鸭。我有个学生的父母在夫子庙摆摊，每次我去都多切半斤鸭脯肉。”

轻舟咽了咽口水，“等仗打完了，您带我去吃好不好？”

我摸摸她的头，没说话，蜡烛“啪”地爆了个灯花。

日军进城那日清晨，教堂里的孩子们刚吃完最后一顿稀粥。轻舟把剩下的米粒刮得干干净净，连锅底都用水涮过许多遍。我站在窗前，看见远处城门方向腾起的黑烟，笔直地刺向天空。

“周老师，”轻舟走过来，手里攥着半块发硬的馒头，“您吃点东西吧。”

我摇摇头，把馒头推回去，“留给孩子们吧，我还不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