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是我家。”他说，“那扇窗户是厨房。我妈每天在厨房里做饭，我爸坐在客厅看电视，我在中间那间屋里写作业。三个房间，三个人，谁也不跟谁说话，像是被分别关在各自的监狱里。”

他没有进楼，只是在楼下站了片刻。然后他弯腰从墙根捡起一块小石头，装进了外套口袋里。那是一块最普通的灰色碎砖，和其他千万块碎砖没有任何区别，但它的棱角刚好能硌在他掌心。

从家属院折返厂区方向，他没有回车间，而是往更偏僻的地方走去。穿过一片枯草地，沿着一条几乎看不出来是路的小道走大约十分钟，看到一座废弃的水塔。水塔很高，红砖结构，底部有架已经锈断的铁梯。他在水塔前站定，仰头看着塔顶。

“就是这里。”

习止渊看向水塔的顶端。那上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砖缝里长出的几丛枯草。

“我画全校第一那幅画，垫了饭桌，油渍浸透了被我扔了。高二文艺汇演投稿，署了别人的名。大学考上了，没有跟任何人说——不是怕他们骄傲，是我觉得没有人会骄傲。”他的声音很稳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“大一那年冬天，我从学校走了快三个小时来这里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爬上这座水塔——我以为从这里能看到很远，但其实看不到什么，雾霾太大了，连最近的烟囱都看不清。我在上面站了很久，然后下来了。没有跳，不是因为怕死——是怕没人收尸。”

头顶那根紧绷的弦在这一瞬毫无预兆地断了。他刚才说“我不需要任何人”时的冷静忽然碎开，整个人像一棵树被从根部连根拔起。

“我那时候每天每天都在想同一个问题——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？我画了画，没有人看。我写了东西，署了别人的名字。我考了全校第一，我妈说‘去帮你爸把工资取回来’。我在台上领奖，台下在鼓掌，但我觉得那些掌声不是给我的——是给一个叫姜至的名字，那个名字底下是空的。没有人真正看到过我。没有一个人。”

他重重抹了一把眼睛，声音抖得不像他。

“后来我想通了。不被看见不是因为我不值得被看见——是因为我不敢让人看见。我怕万一让人看见真正的我，他们会说：原来你真的没什么特别的。你不是被忽略，是根本不值得被记住。我怕这句话是真的。怕了三十年。”

他不说了。他站在那里，擦眼泪的动作在冷风里戛然而止。因为他看到习止渊在他身前——不是像往常那样站在他旁边，不是隔着半步守护着他的防线。他蹲下来了，半跪在水塔前这片坚硬的冻土上，仰头看着他。那双能看穿一切伪装的眼睛，此刻没有侧写，没有分析，没有提问。只有温度。

“你看，你看见我了。我在这里。就在你眼前。你不是那个不值得被记住的人。从你第一次走进我的书店推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没办法把目光从你身上移开。你在台上发光的时候我在看，你在排练厅骂人的时候我在看，你在我沙发上蜷着睡着说梦话、骂那个偷你稿子的学生会主席——我都在看。”

习止渊握住姜至不停颤抖的手，拇指按在他腕上那块旧上海牌手表的表盘上：

“这只表走得不准，每天慢两分钟。你知道为什么你还戴着它吗？因为它是你妈在你考上大学时送给你的。你嘴上说你妈不懂你，但你还是戴着。她没有说过爱你，但她把这块表给了你。你害怕被看见，不是因为你不值得——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。”

姜至看着半跪在自己面前的人，眼泪掉得很安静，他哭了很久，哭到没有力气再撑着自己。然后他慢慢蹲下来平视着习止渊的眼睛，在哭完之后的真空里慢慢点了点头。

“行，那你就是第一个。”

习止渊摘掉自己的一只手套给他戴上。手套太大了，指尖空出半截。他握着姜至被泪水浸湿的手指，低头在手背落下一枚轻吻。不是亲吻——是烙印——克制的、不惊动的、不冒犯的仪式。然后他用戴着手套的那只手把姜至从地上拉起来。

姜至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捡来的碎砖，在水塔的底座上找了一个不显眼但阳光能照到的位置放好。然后他退开，转身拉住习止渊的手。

“走吧，饿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