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话的人是个面生的内侍，站在蓟州城南门外，举着一面黄旗，嗓子又尖又细，把“让她过来见朕”这句话重复了三遍，像是怕城墙上的人听不清。城墙上的守军听清了，但没有一个人动。韩总兵站在垛口上，两只粗壮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城下那个内侍，像是在看一只聒噪的乌鸦。他不发话，身边的副将和亲兵也都不动。城墙上只有北风刮过旗杆发出的呜呜声。

内侍喊到第四遍的时候，韩总兵终于开口了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城上城下都听得清清楚楚：“公主在伤棚里给伤员换药，现在没空。陛下要见，自己进城来见。”

内侍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黄旗在手里抖得哗哗响，大概是从没遇到过敢让皇帝“自己进城”的边将。他想说什么又不敢说，最后撂下一句“咱家回去复命了”，灰溜溜地打马走了。

韩总兵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转身对身后的副将说了一句只有边关守将才敢说的话：“围城的时候不来，现在来了，摆什么谱。”

副将没接话，但嘴角的肌肉明显地抽了一下。

消息传到伤棚的时候，陈昭昭正在给一个被流矢射穿小臂的年轻士兵换药。士兵不过十七八岁，疼得满头是汗，咬着牙没吭声。她把旧绷带拆下来，用烧酒洗了伤口，敷上金疮药，再用干净的白布一圈一圈地缠好。动作不算麻利，但每一步都做得很仔细，和她在宫里给李金枝包扎手指时相比，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

李金枝蹲在旁边给她递剪刀，听到韩总兵派人传的话，手上的剪刀停在半空中，抬头看了陈昭昭一眼。陈昭昭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把绷带尾端塞好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说了一句：“让他等着。”

她这句话说得很平静，没有赌气，没有逞能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伤棚里还有三十几个伤员等着换药，城墙上还有几百个守军等着轮班，她没有时间为了一个把雁门关送给敌人的兄长放下手里的事。然后她真的让他等着了。

陈恪之在蓟州城南的行营里等了整整一天。

行营是临时搭建的，帐篷很大，铺了地毯，点了熏香，案上摆着热茶和折子，和乾清宫偏殿里的配置没什么两样。他的贴身内侍在帐外来来回回地踱步，每隔半个时辰就派人去城下问一次，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同一种——“公主还在忙。”内侍急得嘴角起了泡，但他本人反倒不急，坐在案后批他的折子，喝茶，看舆图，偶尔抬头望一眼帐外蓟州城的方向。

没有人敢进去打扰他。他的表情太平静了，那种平静比韩总兵摔杯子骂人更让人害怕。

这一天里他想了很多事。他想起小时候在东宫，昭昭生病发烧，他守了一夜，第二天膝盖上磕了一块青，被她笑话了好几天。他想起她在御花园里爬树掏鸟窝，他在底下仰头看着她，嘴上说快下来，双手却已经伸出去准备接她。他想起她在生辰宴上听到和亲的消息时端着酒杯的手晃了一下，她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，但他看见了。他什么都看见了。

他想起她的母后——不，应该说是她的母后。他的母后早就死了，死在凤仪宫那场大火里，死在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哑女怀里。那个女人临终前托人递给他的血书上只有两行字，一行写了他的身世，一行写着：“替娘报仇。”他当时只有十岁，拿着那封血书在偏殿里坐了一整夜。第二天他把血书烧了，然后对着铜镜把脸上所有的表情都收了回去。从那天起，他就再也不是那个会在妹妹面前摔得鼻青脸肿还笑着说“不疼”的哥哥了。

但他还是记得那些事的。记得归记得，该做的事一件也不会少做。

傍晚的时候，他去了一趟行营后方。

那里停着一排随军牢车，其中最里面那辆是全封闭的铁木混制车厢，没有窗，只在顶部留了一道巴掌宽的透气缝。车厢里关着的人已经在黑暗中待了好多天了，没有药，没有换洗的衣物，只有一床薄得透光的破棉被和铁链。

陈恪之站在牢车外面，没有让人打开车门。他只是站在那个透气缝下面，静静地听着里面的呼吸声。呼吸声很轻，但不急促，也没有咳嗽。她还活着。狱卒汇报说昨天傍晚按例送水进去时，发现犯人侧躺在车板上，嘴角有暗色残留，已经没有了气息，按“牵机”毒发的时限推算，毙命时间应当在送来之前。

他没有说话。他又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走回了行营。

当天夜里，如霜被秘密转运出了蓟州行营。陈恪之终究没有下令在那辆牢车里处决她，只是让人把她继续押在后面，像是留着最后一件尚有未了用途的东西。他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写第二封血书了，但他也知道，她的存在本身落在某些人手里就还是一份证据。

第二天午时，陈昭昭终于从蓟州城里出来了。

她没有穿戎装，也没有穿公主的朝服，穿的是李金枝给她洗干净的浅蓝色窄袖骑装，腰间别着短刀，骑着那匹黄骠马，马蹄踏过吊桥的声音干脆而笃定。身后只跟了四个亲兵，都是韩总兵亲自挑的，个个都是百战老兵，但年纪都不大，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。韩总兵亲自送她到城门口，目送她跨上马，又转头看向城北方向——李慕此刻正站在北城墙最高的瞭望塔上，数十名弓手伏在垛口后面，弩机已经挂上了弦。他知道他会在那里，从城下到行营一路都在他的射程覆盖范围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