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3月，日内瓦。

蒋岫翊去医院的那天，天气很好。三月的日内瓦已经开始回暖，湖边的树冒出了嫩芽，路边的花坛里郁金香开了，红的黄的紫的，一丛一丛的。他走在去医院的路上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他眯着眼，心想：今天是个好天气。

他已经有一阵子觉得左眼不对劲了。最开始是晚上看不清东西，他以为是累了，没在意。后来白天也觉得模糊，像隔了一层薄雾，看不真切。他试过揉眼睛，滴过眼药水，都没用。他想过可能是近视度数加深了，去眼镜店测了一下，度数没变。店员说：“你最好去医院看看。”

他没去。拖了几个月，实在拖不下去了。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忙。实验室的事太多了，论文要改，数据要跑，项目要跟进。他每天都在加班，周末也不休息。他跟自己说，等忙完这一段就去。这一段一直没忙完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实验室看电脑屏幕的时候，发现左眼看到的字和右眼看到的不一样。右眼看到的是黑的，左眼看到的是灰的。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然后关掉电脑，拿起手机，预约了眼科。

诊室在医院的四楼。走廊很长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灯，白色的门。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等着叫号。走廊里人不多，有个老太太坐在他对面，手里拿着一本杂志，翻得很慢。有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，孩子在哭，她轻声哄着。

蒋岫翊坐在那里，看着自己的手。左手无名指上，那枚素圈还在。他转了一下，又转了一下。他想起很多年前，他买这枚戒指的时候。五金店、快餐店、深夜帮教授整理资料。每天回家数一遍钱，算了三十七遍才够。刻字的时候，师傅问刻什么，他说刻1999.09.12。师傅问这是啥日子，他说：“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日子。”

他低头看着那枚戒指，看了很久。他想：如果我的眼睛真的出了问题，我还看得见他吗？

护士叫了他的名字。他站起来，走进诊室。

医生是个中年男人，头发花白，戴着金丝眼镜。他让蒋岫翊坐在仪器前面，检查了很久。眼底照像，视野检查，电生理检查。一项一项，做了一遍又一遍。蒋岫翊坐在那里，下巴搁在仪器上，眼睛盯着里面的光点。光点一会儿亮，一会儿暗，一会儿在左边，一会儿在右边。他跟着光点转眼睛，转了无数遍。

检查做完，医生让他坐在办公桌对面。医生看着电脑上的检查结果，沉默了很久。蒋岫翊坐在那里，等着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电脑主机的嗡嗡声，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声。

医生终于开口了。“你一个人来的？”

蒋岫翊说：“是。”

医生看了他一眼，又看回屏幕。他说：“你确诊了。视网膜色素变性。”

蒋岫翊没说话。

医生说：“这是一种遗传性眼病。会慢慢损伤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，导致视野逐渐缩小，最终失明。目前没有治愈的方法。”

蒋岫翊还是没说话。

医生看了他一眼，好像在等他反应。他没反应。医生继续说：“病程因人而异。有的人发展得快，有的人慢。你的情况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，“左眼已经比较严重了。右眼目前还好，但也会慢慢发展。”

蒋岫翊说：“多久？”

医生说：“什么？”

蒋岫翊说：“多久会看不见？”

医生沉默了一会儿。他说：“很难说。五年，十年，也许更长。但最终……”他没说完。

蒋岫翊替他完成了这句话。“最终会瞎。”

医生看着他，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但蒋岫翊知道了。

医生说：“你有家属吗？”

蒋岫翊说：“没有。”

医生说：“那你得有人照顾。”

蒋岫翊说：“我自己能行。”

医生看了他一眼。那个眼神里有什么东西，说不清，像是同情，又像是别的什么。蒋岫翊不喜欢那个眼神。他把目光移开，看着窗外的天。天很蓝，有几朵白云，慢慢飘着。

医生说：“我会给你开一些药。延缓病程的，但不能治愈。你定期来复查。”

蒋岫翊说：“好。”

他接过处方，站起来，走出诊室。

他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来。就是刚才等叫号时坐的那张长椅，还是那个位置，对面还是那个老太太，还在翻那本杂志。她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翻。

蒋岫翊坐在那里，手里握着那张处方。处方很轻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。他把处方翻过来看了一下，背面是空白的。他把处方折好，放进口袋。

他坐在那里，没有走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走。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回实验室，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回公寓，也许是因为他不想面对任何认识他的人。他只想坐在这里，在这个谁也不认识他的走廊里，坐一会儿。

他想起很多事。想起1999年，他第一次看见简渝潼的时候。阳光打在他后颈那颗痣上，他看了一眼，就知道完了。那时候他的眼睛还好好的。左眼虽然弱视，但还能看见。他能看见阳光的颜色，能看见那颗痣的位置，能看见简渝潼转过头来时脸上的表情。

现在他的左眼在慢慢变暗。像一盏灯，慢慢调低了亮度，一点一点，不知不觉。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发现它彻底灭了。也许是某天早上醒来，睁开眼，左边是一片黑暗。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。

他想起2004年，他在火车上戴上那枚戒指的时候。那时候他想，他会回去的。他会找到一种逆转时空的公式，然后重新回到他的身边。他找了十年，没找到。现在他找不到了。不是因为公式不存在，是因为他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他的眼睛等不了。

他坐在走廊里，坐了很久。四十分钟，也许是五十分钟，他记不清了。他没看表，他只是坐着。老太太走了，又来了一个老头。老头走了，又来了一对夫妻。他坐在那里，看着他们来来去去，像在看一场无声的电影。

他没有哭。不是因为他不想哭，是因为他哭不出来。他的眼泪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也许是那个诊断，也许是那间诊室，也许是医生看他的那个眼神。他不知道。他只是坐在那里，什么都没有想，又好像什么都想了。

他想：这下更不能回去了。

他回到公寓，把处方放在桌上，坐在床边。窗帘没有拉，窗外的天快黑了，日内瓦湖面上最后一点光正在消失。他看着那片光，一点一点暗下去，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他想起医生说的话。“最终会瞎。”这三个字在他脑子里转，一遍又一遍，像坏掉的唱片。他闭上眼睛，又睁开。右眼看见的是黑暗，左眼看见的也是黑暗。他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窗外的湖是黑的，天是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他站在那里，手插在口袋里，摸到那枚戒指。他摸了一下，又松开了。他想起简渝潼。想起他的笑，他的眼睛，他后颈那颗痣。他想起他说“太远了听不懂”，想起他说“我考虑一下”，想起他说“谢谢”。

他想：如果我瞎了，我就再也看不见他了。他的笑，他的眼睛，他后颈那颗痣。他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只能摸。摸他的脸，摸他的眼睛，摸他后颈那颗痣。他摸得到，但看不见。他不知道那是不是够了。也许够了。也许不够。

他站在窗前，站了很久。然后他转身，走到桌前，坐下来。他拿出手机，打开短信。他打了一行字：“最近怎么样？”看了很久，又删掉了。又打了一行字：“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”又删掉了。又打了一行字：“你还好吗？”删掉了。他打了又删，删了又打，反反复复，最后什么都没发出去。

他把手机放在桌上，把头埋进手臂里。

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
同事问他最近怎么了，是不是没睡好。他说没事，最近有点累。他们信了。他每天还是去实验室，还是加班，还是写论文。数据照跑，论文照改，项目照跟。一切照旧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但他知道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的左眼越来越模糊，像隔着一层越来越厚的雾。他看电脑屏幕的时候，会把左眼闭起来，只用右眼看。有时候他忘了，睁开双眼，看见两个不一样的画面。右眼是清晰的，左眼是模糊的。两个画面叠在一起，像拍坏了的照片，对焦不准，重影。

他学会了用一只眼睛生活。开车的时候，把头偏一点，让右眼正对前方。看书的时候，把书往右偏一点，让右眼看得更清楚。走路的时候，走慢一点，用余光扫一下左边。他学得很快，快得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怕。

有一天，他在实验室里，同事走过来跟他说话。他转过头，用右眼看着同事。同事说：“你左眼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什么？”同事说：“你左眼好像有点红。”他说：“哦，可能没睡好。”同事没再问。

他等同事走了，拿出手机，打开前置摄像头。他看着自己的左眼。瞳孔上好像蒙了一层东西，很薄，但看得见。他盯着那只眼睛，看了很久。他想：它在慢慢死掉。

2014年9月，他升任项目副组长。

消息是导师告诉他的。导师是个德国人，说话很直接。“你的论文发得不错，实验也做得好，领导能力也有。我们决定让你做副组长。”蒋岫翊说：“谢谢。”导师说：“你应该高兴一点。”蒋岫翊说：“我很高兴。”导师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

升职的消息在组里传开了。同事们来祝贺，有人说请他吃饭，有人说一起喝酒。他都笑着答应了，但一个都没去。他不是不想去，是不想跟他们待在一起。待在一起就要说话，说话就要回答他们的问题。他知道他们会问什么。

果然，没过几天，一个同事问他：“岫翊，你升了副组长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蒋岫翊说：“继续做研究。”同事说：“回国吗？”蒋岫翊愣了一下。同事说：“你出来这么多年了，没想过回去？”蒋岫翊说：“再说吧。”同事说：“你家里人不催你？”蒋岫翊说：“没有。”同事看着他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那你好好考虑。”

蒋岫翊没说话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左手无名指上，那枚戒指还在。他转了一下，又转了一下。他想：他回不去了。不是因为不想，是因为不能。他的眼睛等不了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看得见多久。五年，十年，也许更短。他不能回去。回去做什么？让他照顾一个瞎子？让他看着他慢慢看不见？让他每天对着他那双灰蒙蒙的眼睛？

他做不到。他宁可一个人待在这里，在谁都不认识他的地方，慢慢瞎掉。他不需要别人照顾。他不需要别人可怜。他只需要一个人。安安静静的，一个人。

他不回国的原因写在一张病历上。

那张病历他放在抽屉里，和那些信放在一起。病历很薄，只有两页纸。第一页是诊断结果，视网膜色素变性。第二页是医生的建议，定期复查，注意营养，避免强光。他把病历拿出来，看了一遍，又放回去。他不想再看，但他又怕忘了。忘了自己有病，忘了自己会瞎，忘了自己不能回去。

他有时候会想，如果他没有得这个病，他会回去吗？他想了很久，想不出答案。也许会的，也许不会。他不知道。但他知道，现在他不能回去了。不是因为不想，是因为不能。他不能让她看见他这个样子。他不能让他照顾他。他不能成为他的负担。

他想起简渝潼。想起他的笑，他的眼睛，他后颈那颗痣。他想：如果他瞎了，他就再也看不见他的笑了。他只能听。听他的笑声，听他说话，听他叫他的名字。他听得到，但他看不见。他不知道那是不是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