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寿寺藏在钟山西南麓的竹林深处，寺小，仅三进院落，山门上的漆已斑驳。道衍选择此地时，只对朱棣说了一句：“老衲该回去了。”

回去哪里？他没说。但朱棣明白——不是回北平，是回到僧人本该在的位置：红尘边缘，香火之外。

开春第一场雨落下时，朱棣的马车碾着湿滑的山道来到寺前。他没带仪仗，只跟着两个便服侍卫，自己撑一把青布伞。

道衍在禅房抄经。雨声敲打竹叶，沙沙声里，他的笔尖在宣纸上匀速移动，抄的是《金刚经》第六品：“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，有持戒修福者……”

“禅师抄经，是为超度亡魂，还是为平息心魔？”朱棣在门槛外收伞。

道衍没有停笔：“为陛下抄。”

最后一个“住”字落笔，他搁下笔，抬头。不过数月，他看起来更枯瘦了，三角眼在深陷的眼窝里，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亮。

朱棣走进禅房，侍卫无声退到院中。他看见墙上挂着一幅新裱的字，是道衍自己的笔迹：

“靖难功成日，老僧入定时。非关荣辱事，只为故人知。”

“故人？”朱棣在蒲团上坐下，“父皇，还是建文？”

“都是。”道衍斟了杯粗茶推过去，“陛下今日来，不是为听老衲打机锋的。”

雨势渐大。朱棣沉默片刻，从袖中取出一份奏折抄本，放在案上。

“方孝孺递的。请立太子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他举荐的是高炽。”

道衍看都没看奏折：“方孝孺聪明。举荐长子，是正统；举荐靖难有功的次子，是投陛下所好。他选了最难的一条路——只论礼法，不论圣意。”

“高煦确有战功。”

“战功是刀，能开国，也能祸国。”道衍端起茶杯，“陛下可记得汉高祖与唐太宗？”

“记得。所以朕压着这份奏折，也压着徐辉祖请封高煦为‘靖难第一功臣’的联名本。”朱棣看向窗外雨幕，“但压得住奏折，压不住人心。军中只认高煦，文臣只认高炽。这才开国第一年……”

“所以陛下需要一个人，在史书上定下基调。”道衍接口，“让后世子孙、文武百官都知道，永乐朝立太子，不是看战功，不是看圣眷，是看‘礼法’与‘国本’。”

朱棣眼神一凝：“禅师要修史？”

“不是修，是注。”道衍从案下取出一叠文稿，“《太祖实录》已近完稿，方孝孺主笔，老衲校注。每一处涉及藩王、边防、储位之争的段落，老衲都在页边写了小注——用的是洪武年间起居注的体例，看似补充细节，实则……定下规矩。”

朱棣翻开最上面一册。在记述洪武二十五年朱标病逝、朱元璋痛哭的段落旁，有道衍一行蝇头小楷：

“帝悲甚，执魏国公手曰：‘国本重，私爱轻。此朕所以痛，亦所以决。’”

这句话，史书从未记载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是真话，也不全是。”道衍平静地说，“先帝确实说过类似的话，但对象是马皇后，说的是朱标。老衲稍作改动，放在此处，后世读史者便会明白：在太祖心中，国本高于一切。那么，什么是国本？”

朱棣手指抚过那行字：“嫡长继承，礼法有序。”

“正是。”道衍又翻开一页，在蓝玉案的记述旁，同样有注：

“玉骄纵取祸，然其部旧多忠勇。帝尝叹：‘罪止其身，其功不可泯。’后多赦其子弟从军边塞，戴罪立功。”

“这也是真话？”

“半真。”道衍啜了口茶，“太祖确实赦免了部分蓝玉旧部子弟，但未说过后面那句。老衲加上去，是为陛下日后重用靖难旧部、甚至建文旧臣——埋下伏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