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时候许氏会端茶来，放在我手边，然后悄悄退出去。她从不说话。茶是热茶，放在白瓷杯里，杯壁上有一道银锔子钉过的裂痕。茶凉了她就换一杯，换了也不说话。

守孝的日子里，我和她之间的话越来越少。不是因为无话可说，而是因为该说的、能说的，都说完了。她是一个明代的妻子，我是一个借来的丈夫。我们之间隔着四百年的鸿沟，隔着一层性别的错位，隔着无数我说不出口、她也听不懂的东西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在庭院里看见她站在王孺人生前种的桂花树下。桂花已经谢了，只剩光秃秃的枝桠。许氏仰着头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晚风把她的衣袖吹起来，空荡荡的。她的袖子是藏青色的，风灌进去，鼓起来，像一面小小的旗。她没有发现我在看她，站了很久，才慢慢走回屋去。

她的背脊有些佝偻了。她比王孺人当年还要年轻，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。

我忽然意识到，她在等的不是我。她在等一个永远回不来的人。

第三天夜里，我梦见王孺人。她坐在老宅的窗前缝帽子，窗外的光线和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。她抬起头看我，说：“弘祖，你生来就是走路的人。”梦里的我跪下来，哭着说“我不是弘祖”。她笑了笑，没有接话，低下头继续缝帽子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枕头湿了一片。

那之后，我开始理解一件事。“徐霞客”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容器。王孺人把她的期望装进这个容器，许氏把她的青春装进这个容器，老陈把他的岁月装进这个容器。而我——林晓舟——把我的困惑、我的愧疚、我无处可诉的愤怒，也装了进去。

三十二年的路，不是一个人走的。是许多人用自己的一生，铺出来的。

守孝期满。天启八年的春天，我重新戴上了远游冠。帽子已经旧了，绢面起了毛边，竹胎的边沿被汗水浸出了一圈深色的渍痕。渍痕是褐色的，一圈一圈，像树木的年轮。我站在胜水桥头，许氏站在身后。春风吹过水面，吹起她的鬓发，露出几根白丝。她的头发从前是乌黑的，现在白了一半。那些白丝不是一下子白的，是一根一根白的，白在鬓角，白在耳后，白在头顶。她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行了个礼。

“相公早归。”

我翻身上马，不敢回头。因为我一回头，就会看见她在擦眼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