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4年夏天，维托·科里昂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

他没有躺在医院里，身上插满管子。他选择留在了太浩湖的庄园里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，在他自己的床上，在他自己的世界。最后的几周，他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。清醒的时候，他会和麦克谈家族的事；糊涂的时候，他会说西西里方言的旧话，会叫一些已经死了几十年的名字。

塞西莉亚每天都在他的房间里待几个小时。她给他读书——他喜欢听意大利语的诗歌，但丁的《神曲》，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。他的意大利语比英语好，他的西西里方言比意大利语更好。但丁是用佛罗伦萨方言写的，维托读起来像读母语。

有一天下午，维托突然清醒了。他睁着眼睛，看着天花板，叫了一声：“安东尼奥。”

塞西莉亚放下手里的书，走到床边。

“爸爸，”她说，“我是塞西莉亚。”

维托转过头看着她。他的眼睛很浑浊，但看她的那一刻，变得清澈了。

“塞西莉亚，”他说，“你爸爸在这里。”

塞西莉亚的眼泪涌了上来。

“他在哪里？”她问。

“在那个角落里，”维托指了指房间的角落，“他穿着那件灰色的外套，他最喜欢的那件。他说他在等你。”

塞西莉亚顺着维托的手指看过去。角落里只有一把空椅子和一盏落地灯。

“他让我告诉你，”维托说，“他很抱歉。”

“抱歉什么？”

“抱歉没有保护好你的妈妈。抱歉让你一个人长大。抱歉——”维托的声音越来越轻，轻到塞西莉亚要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才能听到——“抱歉他不是一个好父亲。”

塞西莉亚的眼泪终于决堤了。她趴在维托的床边，哭得浑身发抖。从六岁起，她没有哭过。从六岁起，她把自己裹在一层厚厚的壳里，不让人看到她的软弱。但此刻，在维托的床边，在她父亲最好的朋友的面前，在死亡即将到来的阴影下——她哭得像一个六岁的孩子。

维托伸出手，轻轻摸着她的头发。他的手很轻，轻得像一片落叶。

“别哭，”他说，“西西里的女人不哭。”

“我不是西西里的女人，”塞西莉亚的声音闷闷的，“我是美国人。”

维托笑了。那笑声很轻，像风吹过橄榄叶的声音。

“你是科里昂家的人，”他说，“这就够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麦克走进维托的房间，接替了塞西莉亚。

维托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但眼睛是睁开的。他看着麦克走进来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。

“麦克，”他说，“坐。”

麦克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。他穿着白衬衫，袖口挽到手肘，没有系领带。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教父，像一个普通的、坐在父亲床边的儿子。

“父亲，”麦克说，“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？”

维托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让麦克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