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二七年的夏天，来得又快又猛。

五月刚过，气温就窜到了三十度以上，法租界的梧桐树从嫩绿变成了深绿，叶子大得像一把把小蒲扇，在热风中无力地摇晃着。知了躲在树荫里没完没了地叫，声音大得像有人在用电锯锯木头。柏油路被太阳晒得发软，踩上去会留下浅浅的脚印。

上海变了。

北伐军在三月下旬进入了上海，没有打仗，没有流血，几乎是一枪未发就接管了这座城市。北洋系的旗帜从各个机构的大楼上降下来，取而代之的是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。顾大帅被收编了，顾家军改了个番号，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师，还是由顾大帅带着，只是上面多了一个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”管着。

沈氏银行的生意没有受到太大影响——战争没有打到上海，银行的大门一天都没有关过。但沈静澜知道，格局变了，规则变了，以前那些好用的关系、好使的门路，一夜之间可能就作废了。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重新梳理客户关系、重新评估风险、重新制定业务策略上。

他忙得几乎没时间想别的。

几乎。

六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沈静澜在办公室里收到了一封信。

信封是牛皮纸的，上面写着“沈静澜先生亲启”，字写得不太好，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。寄出地址是“南京黄埔军校”。邮戳上的日期是六月十日。

沈静澜看着那个信封，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。

他的手指在信封的边缘摩挲了几下——纸质的触感粗糙而温暖，像一个人的手掌。

然后他拆开了信封。

信纸是那种粗糙的、黄色的、带着横线的信纸，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。字是用钢笔写的，墨水是蓝黑色的，有些地方墨迹洇开了，大概是写字的时候手出了汗。

信很短。

“沈静澜：

军校的饭很难吃，教官很凶，但我不怕。

就是有点想你。

你呢？

——顾”

沈静澜看了第一遍。

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

他看了第二遍。

他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——不是皱，只是眉尾抬高了不到一毫米。

他看了第三遍。

他的嘴角有一个极其微小的、几乎不可察觉的、向上的弧度。

他把信纸折好，放回信封里。然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，把信封放在抽屉最里面的角落，压在几份旧文件下面。

那个位置，之前放着顾霆钧写的那张卡片——“你不出来见我，我就进去找你。”

现在又多了一封信。

他没有回信。

不是因为他不想回，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回。他想过写“收到了”，但觉得太冷漠。想过写“饭难吃就多吃点”，但觉得太轻浮。想过写“我也想你”——不，他没有想过写这个。没有。绝对没有。

所以他没回。

第二天，又有一封信。

“沈静澜：

今天的训练很累，跑了五公里，还要做一百个俯卧撑。

教官说我的射击技术还要练，我说我在保定练过了，他说保定是保定，黄埔是黄埔。

我觉得他在找茬。

但还是有点想你。

——顾”

沈静澜看了两遍，把信放进抽屉。

没有回。

第三天，第三封信。

“沈静澜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