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午，白芷正在给三年级的孩子讲《最后一课》，都德那篇。许校长前些日子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旧杂志，上面有译文。孩子们听得似懂非懂，但都安静得很。

下课铃响，有个男孩跑进来，手里举着一封信：“先生，您的信！”

白芷接过来一看，信封上是熟悉的笔迹，寄信人地址写着“笕桥中央航校”。她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晚上，她坐在煤油灯下，把信拆开，仔细阅读。

读到“头撞座椅，痛不可当”时，她确实弯了弯嘴角。读到“人生诸事，大抵如此”时，她怔了一会儿，莫名想起自己意外来到这个时代的事，想起那些无法解释的瞬间和林老板的那句“顺应它，不要试图改变”。

她把信折好，压在枕头底下。

他说“他日若有得意门生，必能造福一方”。

她想起阿贵，那个眼睛亮亮的，写字时候总是把头埋得很低的男孩。今天教他写“人”字，一笔一划，说：“一撇一捺，要立得住。”他仰头看着她，问：“先生，立得住的人，就能走出去吗？”

她说：“能。”

或许有一天，阿贵真的能走出去，走到杭州，走到上海，走到更大的世界。那时候，他还会记得这个临江镇的春天吗？还会记得自己这个教他写“人”字的先生吗？

窗外的火车汽笛又响了。

她把头转向窗户，月光照在她脸上。顾俞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也许已经睡了，也许还在灯下看书，也许……也在想她。

这个念头让她脸微微发热。

她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了枕头里。

五月，槐花落尽。

临江镇的夏天来得很快。田里的稻子长高了，绿油油的一片。孩子们脱了夹袄，穿着单薄的褂子来上学，有的光着脚，脚底板被尘土染得黝黑。

白芷的课越上越顺手。三年级的孩子已经能背出大半本《复兴国语》，阿贵认的字比别人都多，只是写字还是歪歪扭扭的。她每天放学后多留他半个小时，握着他的手，一笔一划地教。

顾俞的信，每隔十天半月就来一封。

他的信不长，但每封都有新鲜事：第一次单飞，手抖得厉害，落地时歪歪扭扭，被教官骂了一个小时；第一次在夜航时看见杭州城的灯火，星星点点的，想起她信里说过的“临江镇的夜晚很静”。

白芷的回信也不长，但每一封都有孩子们的故事：阿贵写的“人”字终于能立住了；班上的女孩小娥会背《山行》了；许校长又借给她一本新书，是叶圣陶的《稻草人》，孩子们听得入神。

他们的信里，从来不说什么要紧的话。不过是些日常琐事和某些无关紧要的心情。但每一封信寄出去之后，彼此都会开始期待下一封的到来。

李恒刚看不下去了。

“你俩这是唱哪出啊？”他躺在床上，翘着二郎腿，“一个月写三四封信，每封信就那么一页纸，写的全是阿贵、小娥、飞行训练……你们倒是说点别的啊！”

顾俞白了他一眼。

“要我说，”李恒刚翻身坐起来，“你就直接问，白小姐，你心里有没有我？或者干脆点，等放假了，直接去临江镇找她！”

顾俞抬起头看他。

李恒刚被这眼神看得发毛：“怎……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”

顾俞低下头，继续写信。

他心里想，放假还有一个月。一个月，太长了……

六月底，学期结束。

白芷收拾行李那天，孩子们都来送她。阿贵站在最前面，手里捧着一把野花——是他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采的，红的、白的、紫的，热热闹闹地扎成一束。

“先生，您还会回来吗？”他问。

白芷蹲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睛：“会。秋天开学，先生就回来。”

阿贵点点头，把花塞进她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