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一鸣松开他，从行李箱里掏出一大堆吃的，堆在桌上。“我妈做的，徐州特产，蜜三刀、羊角蜜、花生糖、芝麻酥。你尝尝，可好吃了。”张小五拿起一块蜜三刀，咬了一口，甜得眯起了眼睛。“好吃吧？”陆一鸣看着他，脸上带着一种“我就知道”的得意。“好吃。”张小五说，又拿了一块。

林子涵是晚上到的。他背着一个大书包，手里提着一个画箱，风尘仆仆的，像走了很远的路。他从厦门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动车，中间还转了一次车，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。他放下东西，从书包里拿出一盒茶叶，递给张小五。“铁观音，我爸让我带的，说是今年的新茶。”

张小五接过茶叶，打开盖子闻了闻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。“谢谢。”

欧阳逸飞是最后一个到的。正月十七上午，他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，背着一个双肩包，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走路带风，像一个明星出场。他一进门就把行李箱放倒，拉开拉链，从里面拿出一袋一袋的东西，像变魔术一样。“上海特产，蝴蝶酥、大白兔奶糖、五香豆、梨膏糖。别抢，人人有份。”

张小五看着桌上堆满的吃的，忽然觉得宿舍像个杂货铺。北方的、南方的、甜的、咸的、软的、硬的，各种各样的零食堆在一起，像一座五彩斑斓的小山。这些东西不只是吃的，是他们的父母从千里之外寄过来的心意，是他们从各自的城市背过来的礼物，是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相互取暖的方式。

正月十七晚上，全班开了第一次班会。赵老师站在讲台上，穿着那件深蓝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扎起来了，看起来很精神。她讲了下学期的安排——课程设置、考试时间、外出写生、各种比赛。她讲了很久，从开学讲到期末，从课内讲到课外，从学习讲到生活。张小五认真地听着，把重要的地方记在笔记本上。

“最后，我要特别表扬一位同学。”赵老师的目光扫过全班，落在了张小五身上，“张小五同学，他的作品《手》入选了全国中学生美术作品展，并获得铜奖。这是我校近五年来在这个比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。让我们用掌声祝贺他。”

掌声响起来，比摸底考试那次更热烈，更真诚。张小五坐在椅子上，低着头，耳朵红得像煮熟的虾。他的心跳得很快，快到他能听见自己的血液在耳朵里嗡嗡地响。他想说“谢谢”，但这两个字卡在喉咙里，怎么都说不出来。他最后只是抬起头，朝同学们点了点头，嘴角弯了一下。

班会结束后，赵老师叫住了他。

“张小五，你等一下。”

张小五走到讲台前，赵老师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，递给他。“这是学校给你的奖学金申请表，你拿回去填一下，附上你的获奖证书复印件，交到我办公室。”

张小五接过那张纸，看了看。奖学金，金额不高，两千块，但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够他交好几个月的材料费，够他买好几盒颜料，够他给父亲买几件像样的衣服。

“赵老师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不用谢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”赵老师看着他，眼神里有一种母亲般的温柔，“张小五，你很有天赋，也很努力。但你要记住，天赋和努力只是基础，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，是你的心。心有多大，画就有多大。”

张小五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他把奖学金申请表折好，放进口袋里，和那些纸条放在一起。他的口袋已经很鼓了，各种纸条、证书、成绩单，像一座小小的档案馆，记录着他这半年来的每一步。现在又多了一张，一张通往未来的纸条。

开学第一周，沈老师在色彩课上宣布了一个消息。

“这个学期，我们要参加‘浙江省中学生水彩画展’。这是省级比赛，含金量很高，获奖作品会在省美术馆展出。每个人至少交一幅作品，主题不限，形式不限，尺寸不限。五月底交稿，现在开始准备。”

教室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。省级比赛，省美术馆展出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。张小五的心跳了一下。他想起上学期的全国比赛，那幅《手》，那些骨节、老茧、疤痕、指甲、指纹。那幅画用了炭笔，黑白灰，没有颜色。这一次是水彩画展，他要用颜色了。他想起沈老师说过的——“颜色是光的语言。”他要学会用这种语言，去说他想说的话。

他开始构思。主题不限，形式不限，尺寸不限。听起来很自由，但自由有时比限制更让人不知所措。他想了很久，画了好几幅草图，都不满意。第一幅画的是西湖，太普通了。第二幅画的是画室，太平淡了。第三幅画的是父亲的手，但手他已经画过了，不想重复自己。他把那些草图一张一张地撕掉，扔进垃圾桶。陆一鸣看着垃圾桶里越来越多的纸团，忍不住说：“张小五，你是不是太焦虑了？还有好几个月呢，慢慢想。”

张小五知道他说得对，但他控制不住自己。他太想画好了，太想证明自己了。这种想法像一把火，在他心里烧得越来越旺，烧得他坐立不安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。有时候他会半夜醒来，坐在床上，盯着窗外的月光发呆。月光照在窗帘上，把那些碎花照得像真的一样，但他什么也看不见。他的脑子里只有那幅画，那幅他还没想好怎么画的画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他盯着天花板，看着窗外的月光在天花板上移动，从左边移到右边，从明亮变得暗淡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——母亲寄来的那条围巾。灰色的，毛线的，针脚不太整齐，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紧，但很厚，很暖。他想起母亲坐在院子里晒红薯干的样子，阳光很好，竹匾上摆满了红薯片，母亲坐在小板凳上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正在切红薯。她的脸上带着笑，嘴角弯弯的，眼睛亮亮的。

他忽然知道自己要画什么了。不是西湖，不是画室，不是父亲的手。是母亲。是母亲坐在院子里晒红薯干的画面。那个画面太普通了，普通到不值一提，但那个画面里有光——有阳光，有母亲的笑，有红薯干的金黄色，有那个年代的、贫穷的但温暖的光。

他从床上坐起来，拿起画本，翻到新的一页，开始画草图。这一次他用的是铅笔，但他脑子里想的是颜色。阳光的颜色，母亲的笑的颜色，红薯干的颜色，竹匾的颜色，院子的颜色。他要用水彩去表现那些颜色，用水的流动去表现光的流动，用颜料的渗透去表现情感的渗透。

他画了整整一个晚上。画完之后，他看了看窗外的天空，天已经快亮了，东方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，像有人在天边划了一道浅浅的口子，光从那里漏了进来。他把画本合上，放在枕头底下，闭上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