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看你年前就辞了吧，反正最近也没什么活了。”

“我至少要做到今年七月份，做够三年，不然以后找什么工作都不好找呀。”

“你以后要做什么工作？难不成做记者？还写公众号？上下班没个准点的。还是做编辑？当作家？你还真以为你写的东西能卖钱呀？”他在保时捷的官网上停留了许久，转头问我，“下午陪我去看看车呗？”

“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事。”

“你有啥事呀？”

“写点东西。”

“写啥？”

“读后感。”

“你写那个有啥用啊？又不能挣钱又不能吃的，有人看吗？”他站到我面前双腿开立，就像他的人格一样，越来越膨胀。

“不用你管，我自己愿意。”我没好气。

我回到卧室关上门，不再理他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还是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：搬家、卖车、买车，似乎笃定我会随他去苏州生活。就在我们为去谁家过年争论不休时，冠状病毒肺炎开始悄悄地爆发了。

“还是回我家吧，回你家太远了，不安全。”

“如果是坐飞机，去哪里都不安全，跟远近有什么关系。”我满嘴都是榴莲柠檬蛋糕，最近我吃甜食吃的特别多，以此来对抗焦虑。“况且现在我们家那边还没有病例，你们家那里倒是有不少了。如果要是说安全，哪都不去老老实实待在深圳最安全。”

那时全国肺炎数量还不过百例，街上大多数人还没有戴起口罩，出入境还没有管制，全国航班还都没有停飞，家庭聚会仍然在进行。谁都没有想到一场灾难性的病毒将席卷全国各省，感染数万人，破碎数不清的家庭，牺牲那么多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的生命。

“过年不回家？绝对不行。”穆之在电脑旁敲着字。

“那就各回各家。”其实我的潜意识已经告诉自己，我再也不会同他去苏州那个家了。

“那更不行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不带你回去和我妈没法交代。”他固执如昔。

“你要交代？那我呢？跑去男方家两次，却还没把男朋友带回过家一次。”我又喝了一大杯奶茶到肚子里，“我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。”

“反正我过年肯定要回去，我现在就买票。”他打开航空公司的网站，“把你身份证号码告诉我，过年我一定要回家。”

“你别帮我买，我不会和你回去的。”我买了自己回奉荆的机票。

过年前的一周，情况愈发严重，确诊人数像峭壁一样每天成倍地增长。商场、餐厅、花市、各个娱乐场所陆续关闭，就算没关门的也是门可罗雀，全国开始重新打响比当年的SARS更加严峻的战役，我们开始经历史上最漫长、待在家里最久的一次春节。

我在爸妈的劝说下取消了回家的机票，但穆之还是自驾回了苏州。

“过年一个人在深圳，你可别后悔哦。”他临走前对我这么说，“啧啧啧，可怜死了。”

“像你这样乱跑才会后悔。”我说。

我备好了粮食和蔬菜，买了很多书和一个猫王音箱，虽然我的房间不是面朝大海，但我的心因为能平静地独自待一段时间而异常澎湃。

大年三十晚上我因为重温《老友记》半夜才睡，结果第二天九点，就被电话吵醒。当我看到来电人是张季恩的时候，直接把手机扔了出去。大过年的还想剥削我？没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