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止于衰竭的是死亡但圆满却终止于无穷———泰戈尔

我叫璃缘落。

这个名字像一根细刺，从小扎在我骨头缝里，拔不掉，碰一下就钻心地疼。

是妈妈告诉我的，她说，缘落缘落，缘分落地，散了，没了，说到底就是有缘无分，什么都留不住。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盯着我，眼神里没有半分温度，像腊月里结了冰的河。

我那时候还小，攥着洗得发白的衣角，不懂什么叫缘分，只听懂了后半句——什么都没有了。

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这个名字，根本不是名字，是他们给我的诅咒，是刻在我命里的，甩不掉的烙印。

我生在一个靠山的小村子里，村子穷，人心更穷，穷得只剩下重男轻女的执念。

从我妈怀我的那天起，家里的炕头就没断过算命的香火。

奶奶掐着手指头算，算一次叹一次气，说肚子里的是个带把的，能给老璃家传宗接代。

爸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圈一圈圈飘在他皱巴巴的脸上，他说，要是个小子，就送他去镇上读书，将来出息了，带着全家搬出山沟沟。

妈妈摸着日渐隆起的肚子，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温柔，她大概也盼着，盼着肚子里的孩子能让她在这个家里抬起头。

可我是个女孩。

我落地那天，是个飘着小雨的清晨。

奶奶扒开襁褓看了一眼，当时就瘫在地上哭天抢地，骂我是丧门星，是来败家的。

爸爸冲进产房，看见我细瘦的胳膊腿，脸黑得像锅底，抬脚就踹翻了旁边的木盆，盆里的热水溅了妈妈一腿，她疼得龇牙，却不敢吭一声。

后来我听邻居婶子偷偷说，那天我爸和我奶商量着，要把我用布包起来，扔到后山的河里淹死。

是爸爸最后改了主意，他说，生都生了，养着吧，好歹是个喘气的，长大了能下地干活，能当苦力，总比扔了强。

就因为这句话，我活了下来。

可活着，比死了更难。

我记事起，就没吃过一顿饱饭。

锅里的米饭，永远是爸爸和奶奶的，妈妈能分到半碗，我只有啃冷硬红薯的份。

红薯是去年的陈货，咬一口，满嘴的渣子，噎得人直翻白眼。

我不敢说饿，说了，换来的就是奶奶的巴掌，还有爸爸的骂声：“贱种！吃什么吃？浪费粮食！”

衣服是捡妈妈穿剩下的，改了又改，袖口短得露着手腕，裤脚卷了三层，还是盖不住脚踝。

山里的冬天冷，风像刀子一样刮，我冻得浑身发抖，缩在灶台边，想凑点热气，奶奶看见了，一脚把我踹开：“滚开！别把火压灭了！”

挨打是家常便饭。

可能是碗没刷干净，可能是柴劈得不够细，也可能是他们心情不好，随手就能捞起身边的东西砸过来。

棍子、扫帚、烧火棍，什么都有。

我身上的伤，旧的还没好，新的又添上，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像打翻了的染料盘。

我不敢哭，哭出声，打得更狠。

妈妈有时候会拦一下，可她拦不住，最后只会被爸爸一起推搡在地，骂她是“不下蛋的母鸡”，骂她“生不出儿子还护着丧门星”。

后来，妈妈不能再生了。是生我的时候伤了身子，落下了病根。

奶奶知道了，更是天天指桑骂槐，说妈妈是个没用的废物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

爸爸的脸，也一天比一天阴沉。

那年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后山的狼饿极了，下山来觅食。

奶奶那天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盐，走得晚了，天黑透了还没回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村里人在山脚下发现了她，衣服被撕得稀烂，脸上盖着一层薄雪。

奶奶没了。

爸爸像是疯了。

他开始酗酒，每天喝得醉醺醺的，回来就打人。

我和妈妈，成了他的出气筒。

拳头落在身上，火辣辣地疼，我咬着牙，把眼泪咽进肚子里。

可奇怪的是，他打完我们，又会抱着妈妈哭，说他对不起她，说他没照顾好她，然后从怀里摸出一颗糖，塞到妈妈手里。

那颗糖，是他从小卖部赊来的，硬邦邦的，带着点劣质的甜味。

妈妈就捧着那颗糖，哭着点头，说她不怪他。

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冷得像冰。

原来，这就是妈妈常说的，打一巴掌，给一颗糖。

这颗糖，她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却觉得，比黄连还苦。

别的孩子三岁就进了幼儿园，背着小花书包，蹦蹦跳跳的。

我问妈妈，我能不能也去。

妈妈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，打得我嘴角发麻。“去什么去？”

她瞪着我，眼神像淬了毒。

“你个贱种，配吗？幼儿园是给金贵的小子丫头去的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！”

我再也没提过。

我每天看着太阳从山尖升起来，又落下去，看着村口的小路，被来来往往的人踩得发亮。

我蹲在路边，看那些背着书包的孩子，手里拿着糖葫芦，笑得眉眼弯弯。

我摸了摸自己空空的口袋，里面只有几颗捡来的石子。

我是在九岁那年，才踏进学校的大门。

是村里的小学老师，看我天天蹲在教室窗外，扒着窗户往里看，实在不忍心，去找了我妈妈。

老师说，孩子这么大了，该上学了，九年义务教育，不能耽误。

妈妈被磨得没办法，才不情不愿地把我送进了学校。

我上的是四年级。

因为没上过学前班，没读过一二三年级，我什么都不懂。

老师讲课，我像听天书，拼音不会，汉字不认识，数学题更是看得一头雾水。

同学们都嫌我脏，嫌我笨。

我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，衣服上沾着泥点和油渍，身上还有一股柴火和汗水混合的味道。

他们不愿意跟我坐同桌，不愿意跟我一起玩，甚至不愿意靠近我。

他们在背后叫我贱种。

这个词，我从小听到大，早就听麻木了。

可从同龄人的嘴里说出来，还是像针一样，扎进我的心里。

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孤零零的。

上课的时候，我低着头，不敢看老师，也不敢看同学。

下课了，我就躲在操场的角落里，看着他们跳皮筋、踢毽子，笑得那么开心。

那时候我常常想，我到底是个很坏的人吗？

我没偷过东西，没骂过人，我每天放学回家，都会帮妈妈劈柴、喂猪、洗衣服，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这样对我？

为什么？

这个问题，我想了很久，直到初中那年，终于有了答案。

那天，爸爸又喝醉了。

他在镇上的小酒馆里，跟人起了争执。

他喝醉了酒，胆子大得很，指着人家的鼻子骂，骂得太难听，对方也是个暴脾气，几个人围上来，对着他拳打脚踢。

爸爸被打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