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棠没有反驳。她知道他说的是实话。职业病鉴定的程序繁琐，时间漫长，赔偿金额有限，执行难度大。对张海生这样的人来说，维权是一个奢侈品，他用不起。

“李师傅，如果有人帮你打官司，不用你出钱，你愿意吗？”

李国栋抬起头，看着苏棠。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不是希望，是怀疑。他已经习惯了被骗，习惯了被忽悠，习惯了那些说“我帮你”的人最后都变成了“我没办法”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他问。

“我是警察。”

“警察管这个？”

“我在管。”

李国栋沉默了很久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那双沾满石粉的工装鞋，鞋面上的白色粉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他的嘴唇哆嗦了几下，终于开口了。

“如果能帮我，我……我愿意。”

苏棠记录下了他的联系方式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她又找到了其他几个工友。有的人愿意作证，有的人不愿意。不愿意的原因五花八门——怕报复，怕丢工作，怕打官司麻烦，怕家里人担心，怕说了也没用。苏棠没有强迫他们。她只是告诉他们，有一个叫张海生的人，死了。他的肺变成了石头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。他死了，有人听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