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坐在肩舆上，被四个大人和三个孩子抬着，在广西的山路上摇摇晃晃地往前走。

老陈走在我旁边，低着头，不说话。

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跟了我三十年的老陈，他大概从来没见过我这样。不是没见过我走路，是没见过我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也没见过自己变成这个样子。

林晓舟，二十六岁，历史地理学硕士，轻微洁癖，重度现代生活依赖。她曾经在课堂上跟同学争论过“徐霞客是否欺压百姓”这个话题。她当时说：“要放在历史语境里看，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苛责古人。”

现在她坐在肩舆上，底下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抬她。

十一月二十一日。

夫哄然散去。行李被丢在路边的草丛里，天色已经薄暮，山里的风冷得像刀子。我追上去，抓住一个人，用绳子缚住，牵着他进了村子。那绳子是老陈捆行李用的麻绳，粗糙得扎手。被缚的人没有挣扎，只是低着头，像一头认了命的牛。

“执一人絷之。”我在日记里写。

村里的人跑了大半。男人都躲了，只有几个老人和妇女。我缚着那个人的时候，一个老人走了出来，满脸堆着讨好的笑，说：“先生息怒，先生息怒，老夫当代为催夫。”他说话的时候，手在抖。他的胡须已经全白了，乱蓬蓬的，上面沾着几粒饭渣。

然后我发现行李里少了两只鸡。

是的，两只鸡。那是老陈在上一站买的，用草绳拴着脚，挂在行李外面，准备路上杀了吃。现在草绳还在，鸡没了。我让村民赔了两只鸡来，比之前那两只小一圈。我把鸡收下了。那个被缚着的人还被缚着。我把他当人质。

“仍絷前夫不释。”我在日记里写。

第二天，十一月二十二日。夫又哄然散去。我又追上去，又缚了一个。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，我都在追人、缚人。二十三日那天，少三个夫役，“遍入山追之”，追到了日已西斜，人还没找齐。二十五日，“舆夫遂哄然散去，时日已薄暮，行李俱弃草莽中”。我又回到出发的地方去取行李，那人复遁去，我追上，执于前舍架上，强之下。

然后老人又出来了。老人的儿子是个跛子，一条腿站不直，拄着一根竹杖，站在门边，身子歪着。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，膝盖向外弯，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。老人怕我鞭打他的儿子，跪下来求我。

“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，余谕以不责意。”我在日记里写。

谕以不责意。意思是：我告诉他不责怪的意思。我没有打他儿子。但我让他去找夫役。吃过晚饭后，“其子跛立，余叱令速觅夫”。

叱令。

我在日记里用了这个词。不是“请”，不是“嘱”，不是“使”。是“叱”——呵斥，斥骂。我呵斥了一个跛子，命令他去替我找抬轿子的人。

林晓舟，二十六岁，曾经在微博上转发过“拒绝童工”“拒绝强迫劳动”的话题。现在她坐在明代的客栈里，对着一个跛子叱令。

为什么？因为马牌给了我权力。因为我是“老爷”。因为在这个世界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役使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我已经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了三十年，三十年的身份错位、三十年的性别撕裂、三十年的既得利益享受——它们像水一样渗进骨头里，把我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

更可怕的是：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了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我的生日。这天铺司态度狞恶，竟不承应，“无夫无供”。没有挑夫，没有供应。我在一个陌生的村子里过了五十一岁生日，晚饭是自己带的干粮，老陈烧了一壶热水，我们主仆二人坐在漏风的屋子里，相对无言。屋子是土坯的，墙壁上裂了一道缝，风从缝里钻进来，呜呜地响。老陈把他的棉袄脱下来披在我身上。我推回去，他又披上来。推了三次，我收下了。

“公子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是你的生辰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他从怀里摸出一个油纸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块桂花糕。桂花糕已经干了，边上有点发硬，但中间还是软的。他把桂花糕掰成两半，大的给我，小的自己留着。

“公子，”他说，“吃点甜的。”

我吃了。桂花糕很甜，甜得我鼻子发酸。

次日午后，铺司忽然把马牌一掷而还，说：“既为相公，当付夫来。”

十二月初十，到了南宁。马牌被收回。近两个月的特权生涯结束了。

这件事后来成了后世争论的焦点。有人说徐霞客欺压百姓，狐假虎威，抓夫索食，强征硬夺。有人为他辩护，说那是明末驿□□败的时代弊病，不能苛责个人。也有人说，徐霞客的伟大旅行，是底层百姓无偿劳役的托举，普通人没那个机会。还有人指出，《明实录》记载，当时的驿站民夫“鬻子卖妻，仅充马价”，生活极为悲惨，而徐霞客的行为正是这个制度的一环。崇祯年间，衙役私用驿站现象普遍，广西庆远府民夫逃亡率超过50%，云南临安府的脚夫甚至卷钱跑路。徐霞客只是无数滥用特权的人之一。

这些说法都有道理。但有一件事只有我知道：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所有的细节——十夫、八名、以妇人代担、半以童子代舆、执一人絷之、失二鸡、叱令速觅夫——用最平淡的语气，像是在记流水账。

为什么呢？

是因为我真的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了。还是因为我不敢写得太过分，怕后人看见？还是因为——在写下那些字的时候，林晓舟还在，她缩在这具男性躯壳的最深处，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，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记下来，好让三百多年后的自己看见？

我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