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八章生活的泥潭与星光

一、酒瓶子又倒了

付诚又喝醉了。

这回不是在家喝的，是在“好再来”饭馆，跟几个牌友。黄晓曦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正在办公室批改学生月考的作文。电话那头是饭馆老板老周的声音，带着三分无奈七分熟稔：“黄老师，付校长又喝高了，您看是不是来一趟？”

她看了眼手表，晚上九点十七分。还有三十八份作文没改，明天第一节课就要讲评。她闭了闭眼睛，又睁开，说：“周哥，麻烦您先看着，让他喝点醋，我二十分钟后到。”

放下电话，她没有立刻起身，而是盯着面前那篇作文发了三秒钟的呆。作文题目是《我的理想》，这个叫李晓明的男生写的是“我想当一名科学家，发明一种药，让妈妈不用那么辛苦”。十三岁的孩子，字迹歪歪扭扭的，却让黄晓曦眼眶一热。

她把这篇作文抽出来放到一边，又拿起红笔，飞快地在剩下的作文本上批注。速度要快，质量不能差——这是她多年来练就的本事，就像同时要当好老师、班主任、妻子、母亲、儿媳、老板娘一样，每一件事都得做好，没有一样可以糊弄。

十八分钟后，她批完了所有作文，整理好，放进手提袋里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保温杯，倒满浓茶，这才起身往外走。

初冬的夜风吹在脸上有点凉。她骑着自行车穿过清河镇的主街，两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，只有几家烧烤摊还亮着灯，飘出孜然和辣椒的香味。路过自家那家“诚曦家电”的时候，她下意识放慢速度看了一眼——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，店招上“诚曦”两个字在路灯下泛着淡淡的光。

那是她和付诚一起选的名字，他说“诚”是他的诚，“曦”是她的曦，合在一起就是诚心诚意做买卖，日子过得有晨曦一样有盼头。

那是三年前的事了。

三年前，他们自建了四层楼的砖房，一共有两百多平米，付诚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转着圈说：“咱这房子门面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开个店？”

提议的是她妹夫张建国。张建国是从县城来的，认识不少人，说家电这行有搞头，只要产品质量过关，售后服务跟上，不愁没生意。付诚听了这话眼睛都亮了，当晚就拉着晓曦商量了大半夜。

她记得付诚当时的模样——坐在床头，手里拿着个小本子，一条一条地列计划：店面名字、进货渠道、启动资金、人员安排……眼睛亮晶晶的，说话语速都比平时快。她说你明天还要上课，早点睡。他说睡不着，我得把这事儿想清楚。

后来店开起来了，付诚确实干劲十足。那段时间他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早上五点起床备课，七点去学校，中午休息时间跑市场，下午放学后守店，晚上还要研究家电维修的电路图。周末更是一天都不歇，骑着摩托车去周边村镇发传单，晒得黝黑，回来还笑着给她说传单发出去多少张。

他人缘好，又是老师，十里八乡的都认识。产品质量过硬，坏了有人修，价格还公道，生意很快就做起来了。第二年就开了第一家分店。

可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付诚变了。

也许是生意太顺了，也许是觉得可以松口气了。他开始跟朋友喝酒，一开始是应酬，后来是习惯，再后来就成了瘾。酒桌上认识的人又带着他打牌，打牌打上了瘾，输了想翻本，赢了想赢更多，一坐就是通宵。

她说过，劝过，吵过，闹过，没用。

付诚喝醉了就变个人，平时温文尔雅，醉了就成了霸王。谁惹他他跟谁急，有一次在牌桌上输急了，回家拿把菜刀就要往外冲，说是要去砍那个出老千的。她吓得脸都白了，死死抱住他的腰，被他拖出去好几米远，膝盖磕在门框上，青了一大块。最后还是女儿从房间里跑出来，哭着喊“爸爸”，他才把刀扔了，蹲在地上抱着头呜呜地哭。

第二天酒醒了，他记得这事，给她道歉，说以后再也不会了，她信了。可没过半个月又醉酒和人打架，酒醒后还责怪她没及时制止。

一次次失望，一次次原谅，一次次循环。

黄晓曦把自行车停在“好再来”门口，往里看了一眼——付诚趴在桌上，旁边围着三个人，老周正在给他灌醋。她叹了口气，拎着保温杯走进去。

“黄老师来了。”老周如释重负，“付校长今天喝得有点多，您别着急。”

她点点头，走到付诚身边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：“付诚，回家了。”

付诚抬起头，眼神涣散，脸上带着醉酒的人特有的潮红。他看了她三秒钟，似乎在辨认她是谁，然后咧嘴笑了：“晓曦？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坐下喝一杯！”

说着就去抓酒瓶。

黄晓曦按住他的手：“不喝了，回家，女儿在家等你。”

“女儿？”他愣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，像是愧疚，又像是委屈，“我女儿……我女儿学习好，像她妈……”

“对，女儿学习好，我们回家看她。”她把保温杯递过去，“喝点茶，醒醒酒。”

付诚乖乖地喝了茶，然后站起来，身子晃了晃。黄晓曦扶住他，对老周道了谢，扶着他往外走。那几个牌友讪讪地跟着，嘴里说着“付校长慢点”，眼睛却躲闪着她的目光。

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——黄老师人真好，付校长真有福气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样的场景已经上演过多少次，她有多疲惫，有多无奈。

醉酒的人坐不稳，她把车放在店门口，扶着付诚往家走。付诚一米七五的个子，一百四十多斤，大半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。她咬着牙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

走到半路，付诚突然停下，扶着墙吐了起来。她站在旁边，拍着他的背，从包里拿出纸巾递给他。吐完了，他蹲在地上喘气，她蹲在他旁边，一句话都没说。

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交叠在一起，像一幅潦草的剪影。

二、凌晨三点的清醒

把付诚弄回家已经快十一点了。她给他脱了鞋，用热毛巾擦了脸，盖好被子，又倒了杯温水放在床头柜上。付诚嘴里嘟囔着什么，翻了个身，很快打起了呼噜。

她站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。

睡着了的付诚，眉眼舒展，呼吸均匀，和清醒时的他判若两人。其实他还是帅的，近四十，头发浓密，轮廓分明，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。当年她看上他，除了他聪明能干，这张脸也占了不少分。

可现在看着这张脸，她心里五味杂陈。

她轻手轻脚地退出卧室，去女儿房间看了一眼。付英已经睡着了，十岁的小姑娘，抱着个布娃娃，睡得很香。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照片，是他们一家三口去年去省城玩的时候拍的，付诚抱着女儿，她站在旁边，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

那是去年暑假，付诚还没染上打牌的瘾。那段时间他表现特别好，陪女儿写作业，帮她做家务，还说要在县城最好的地段再开一家分店。她以为他真的改了，心里还暗暗高兴。

然后开学了，他又开始了。

黄晓曦轻轻关上门，回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。茶几上堆着一摞作业本，还有她自己的论文材料。她今年要评高级职称，需要发表两篇论文，还要主持一个县级课题。白天要上课、带班、处理学校杂务，还要去店里帮忙，论文只能挤时间写。

她拿起论文草稿看了一眼，脑子却转不动。今天太累了，从早上六点起床到现在，十七个小时，连轴转。她放下论文，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。

脑子里却停不下来。

明天早上第一节课，要讲评作文，她得把几篇优秀范文再理一遍。课间操的时候要去教室看看，最近有几个学生情绪不太对，得找他们谈谈。中午抽空去店里一趟，昨天进的货还没入库，虽然妹夫妹妹有时间也会去店里，但他们不够细心，她得盯着店员弄好。下午第三节是班会，主题是“感恩父母”，她准备让学生们每人写一封家书。放学后要开教研组会，讨论下周的公开课。晚上……

晚上还要去店里盘账，这个月销售额有点下滑，得和店员商量一下怎么搞促销。

对了，女儿的家长会她还没去开，上次是付诚去的，也不知道老师说了什么。女儿的班主任上周给她打过电话，说英英最近上课有点走神，让她多关注一下。

她该怎么关注？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她恨不得掰成四十八小时用。

黄晓曦睁开眼睛，看着天花板。客厅的灯有点暗，灯泡该换了。上个月就坏了，一直没时间买。付诚倒是说过要换，可他说完就忘了，不是去打牌就是去喝酒。

她突然觉得很累，不是身体累，是心累。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

她想起上个月的事。

那天她发高烧，三十九度，头重脚轻，浑身疼。可那天上午她有三节课，下午要开教研会，晚上还约了一个家长谈话。她硬撑着上完课，回到办公室趴在桌上，冷汗把衣袖都浸湿了。

同事看她不对劲，劝她去医院。她说没事，喝点热水就好了。其实她不是不想去，是没时间去。如果她请假，课没人代，班会没人开，家长没人见——所有的事都堆在那里，等她好了还得自己干。

晚上回家，付诚在。她以为他会发现她不舒服，会问一句怎么了。可他看了她一眼，说“我出去一下”，就走了。

后来她知道，他是去打牌了。那天他赢了八百块，回来很高兴，给她看赢的钱。她躺在床上，看着他那张兴奋的脸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她不是没想过离开。

那天晚上，她真的想了很久。女儿跟她，她养得起。房子是她俩一起建的，一人一半，卖掉分钱也行。生意虽然是两家一起做起来的，但这些年主要是她在打理，她要的话，店也可以归她。

她一条一条地想，把离婚后的日子想得很清楚。

可想到最后，她想到了母亲。

父亲去世早，母亲把她和妹妹们拉扯大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，她比谁都清楚。母亲常说，女人这辈子，要么命好，要么心好。命好是嫁对人，心好是熬得住。她命不好，所以只能心好。

她还想到女儿。英英还小，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付诚再混蛋，对女儿是真心疼爱的。每次女儿生日，他都记得，早早准备好礼物。女儿生病，他比谁都着急，抱着就往医院跑。如果离婚了，女儿怎么办？她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吗？

她还想到了学生。五十六双眼睛看着她，等着她上课，等着她批改作业，等着她找他们谈心。他们是农村孩子，很多父母在外打工，她是他们唯一的依靠。她可以倒下，但他们不能没有她。

想着想着，天就亮了。她起床，洗脸，熬粥，叫女儿起床，送她上学，自己去学校上课。

日子还得过。

三、酒疯与忍耐

第二天付诚醒过来，看到床头柜上的水和床头坐着的人，脸上闪过一丝愧疚。

“晓曦，昨晚……”

“醒了？喝水。”她把水杯递过去，“厨房有粥，自己去盛。”

付诚坐起来，喝了口水，看着她欲言又止。她的脸色不太好，眼底有青影，他知道自己昨晚又闹了，又让她受累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他说。

黄晓曦没接话，站起来往外走：“我今天上午有课，中午可能不回来。店里有批货下午到，你记得去点一下。”

“好。”付诚应着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。

他听见她出门的声音，听见电动车启动的声音，然后一切归于寂静。他坐在床上，看着床头柜上那个保温杯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她。

可他就是控制不住。

打牌那事儿，一开始是朋友拉着玩，小打小闹，输赢几十块。后来玩大了，一晚上几百上千。输了想翻本，赢了想多赢，越陷越深。他也想戒，可一听到牌响，手就痒。

喝酒也是。他不喝酒的时候什么都好，一喝酒就变个人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酒一下肚，脑子就不听使唤了。平时不敢说的话敢说了，不敢做的事敢做了。第二天醒过来，记得一些，不记得一些，但总归是后悔的。

他后悔，他道歉，他发誓改。可下次朋友一叫，他又去了。

他觉得自己像个陀螺，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抽着转，停不下来。

那天中午，他去了店里。货到了，他点了点，签了字。店员小周说：“付哥，这两天生意不错，昨天卖了三台电视两台冰箱。”他点点头，在店里转了一圈，看了看货架，跟小周聊了几句。

然后手机响了。是牌友老李：“诚哥，下午三缺一，来不来？”

他看了一眼手表，一点二十。下午没什么事，货也点了，店里有小周看着。

“行，我一会儿到。”

到了牌桌上，他就忘了时间。一局接一局，输输赢赢，不知不觉天就黑了。手机响了几次，他没接。后来没电了，自动关机。

等他回过神，已经晚上十点了。他赢了六百块，心情不错，哼着歌回家。走到门口，发现灯亮着，门没锁。他推门进去，黄晓曦坐在沙发上，面前的茶几上摆着饭菜，早就凉透了。

“你怎么不接电话？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有点吓人。

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：“没电了。”

“你知道我打了多少个电话吗？”

“十几个吧……”

“二十三个。”她说，“我打了二十三个电话，从下午五点打到晚上九点。我以为你出事了，让建国去店里找你，去医院找你，去派出所问。你猜他在哪儿找到你的？”

付诚不说话了。

“他在老李家的麻将桌上找到你的。你当时正和了一把清一色，笑得特别开心。”她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，“付诚，你就那么喜欢打牌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我就问你一句话。”她站起来，看着他，“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家？”

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直直地捅进他心里。他想说“要”，想说他错了，想说他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可话到嘴边，却变成了另一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嫌我烦了是吧？嫌我没本事是吧？”

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那股劲儿又上来了，脑子里的那根弦突然断了，理智被什么东西冲垮了。

“我没说你没本事。”黄晓曦的声音在发抖，“我只是问你，要不要这个家。”

“我要不要这个家？”他突然笑起来，笑得很刺耳，“我辛辛苦苦开店赚钱，养家糊口，你问我要不要这个家？黄晓曦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？”

“你辛辛苦苦？”她愣住了，“你有多久没去店里了你知道吗？这个月去了三次，三次！剩下的时候主要都是我在管。我上课、带班、写论文、做课题，还要管店、管孩子、管你爸妈，你呢？你除了喝酒打牌，还干什么了？”

“我干什么？”他站起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“我在外面应酬，还不是为了多认识几个人？你以为生意是怎么做起来的？是喝出来的！打牌也是应酬，你不懂别瞎说！”

“应酬？”她冷笑，“你那些牌友，有一个是正经生意人吗？有一个能给咱家带来生意吗？你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！”

“你说谁不正经？”他一步跨过来，脸涨得通红，“你再说一遍？”

黄晓曦没退，看着他的眼睛：“我说，你那帮牌友，不正经。”

空气突然凝固了。

付诚的手抬起来，又放下。他没有打她，从来没打过。可他的眼睛红得像要滴血，胸膛剧烈地起伏，整个人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。

“行，你厉害。”他咬着牙，一字一顿，“你看不起我，对吧？觉得我没用，对吧？那我走，行了吧？”

他随手扯起茶几上的一个菜碗往地上一砸，转身就往外走，还一脚踢翻了门口的鞋架，鞋子散落一地。门被他摔得震天响，整栋楼都在抖。

黄晓曦站在原地，看着那扇门，一动不动。

过了很久，她慢慢蹲下来，把散落的鞋子一只一只捡起来，放回鞋架上。然后她走进厨房，拿来扫帚和铁铲，把地上收拾干净，再把凉透的饭菜倒掉，把碗洗干净，放回碗柜里。

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只有眼泪，一滴一滴地掉下来，落在洗碗盆里，落在碗沿上，落在她自己的手背上。

她没出声，就是一直流泪，一直做手上的事。

做完这些，她去女儿房间看了看。英英醒了，睁着眼睛看着门口的方向。她走过去，坐在床边，轻轻拍着女儿的背。

“妈妈，爸爸又生气了吗？”

“没事，爸爸出去办点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“妈妈你哭了？”

“没有，妈妈眼睛有点痒。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学。”

英英看着她，伸出小手，摸了摸她的脸：“妈妈，我长大了保护你。”

黄晓曦的眼泪又涌出来，她抱住女儿，把脸埋在她小小的肩膀上，拼命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。

四、一个人的战场

那一晚，付诚没有回来。第二天早上也没回来。

黄晓曦照常起床，给女儿做早餐，送她上学，自己去学校上课。上午两节课，她讲得神采飞扬，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。没人知道她昨晚几乎没睡，没人知道她的心在滴血。

下课铃响，她回到办公室，倒了杯水，坐下来批改作业。同事张老师凑过来，小声说：“晓曦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没事吧？”

她笑了笑：“没事，昨晚没睡好。”

张老师叹了口气，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。黄晓曦的事，学校里多少知道一些。付诚那个人，能力强，脾气也大，喝酒打牌的事儿瞒不住人。可黄晓曦从来不抱怨，从来不诉苦，别人问起就说“还行”“挺好的”。大家除了佩服，更多的是心疼。

中午，她去了一趟店里。小周说，付哥昨天下午来过，点了货就走了。她点点头，开始盘账。账本上记得乱七八糟的，有些数字对不上。她一项一项地核对，找出问题，重新登记。

小周在旁边看着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黄姐，有些账是我记的，可能不太清楚……”

“没事，”她头也不抬，“下次记得写清楚就行了。”

下午她回学校，开教研组会。她是组长，这周的公开课要安排，下周的课题要讨论，下个月的全县统考要准备。一个会开下来，她记了满满三页笔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