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秀兰没有再说话。她看着窗外，眼睛里有泪光，但嘴角是弯着的。

到家的时候，张建国已经做好了早饭。粥、馒头、煮鸡蛋、咸菜、还有一盘切好的西瓜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王秀兰从楼梯口走上来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——有高兴，有紧张，有不好意思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
“回来了？”他说。

“回来了。”王秀兰说。

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同时移开了目光。张小五看着他们，觉得好笑，又觉得心酸。这两个人，曾经是夫妻，一起生活了好几年，有了他，然后分开了八年。八年的时间，足够让最熟悉的人变得陌生。但那种陌生只是表面的，在内心深处，有些东西从来没有变过。

“进屋吧，饭好了。”张建国侧过身，让王秀兰进去。

王秀兰拉着行李箱走进屋，环顾了一下四周。房子还是那个样子，掉了墙皮的墙，有裂纹的茶几，弹簧坏掉的沙发，快死了但没死的绿萝，还有那扇用绳子系着的窗户。她看着这些，眼泪终于忍不住了，掉了下来。

“你也不收拾收拾。”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，声音有点哽咽。

“收拾了。”张建国说，“昨天刚收拾的。”

王秀兰没再说什么，放下行李箱，去卫生间洗了手，然后坐到桌边，端起粥碗。粥是小米粥，熬得很稠，上面飘着一层米油。她喝了一口，觉得这粥里有家的味道，有她缺失了八年的、怎么也找不回来的东西。

那三天，是张小五记忆里最幸福的时光。

母亲住在他房间，他睡客厅的沙发。白天，母亲和父亲一起做饭，一起收拾屋子，一起看电视。他们说话不多，但每一句都很自然，像从来没有分开过。有时候他们会为了一件小事拌嘴——比如盐放多了还是少了，比如西瓜应该切成片还是切成块——但拌完之后，又会不约而同地笑出来。

张小五看着他们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他不奢望他们复婚，也不奢望母亲留下来。他知道，母亲在南方有工作，有她自己的生活。他能做的，只是珍惜这三天，把每一分每一秒都刻在心里。

第二天下午，他们一家三口去了照相馆，拍了一张全家福。

这是他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。以前也拍过，但那是张小五很小的时候，拍完没多久父母就离婚了。那张照片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这一次，他们特意穿上了最好的衣服。张建国穿的是王秀兰织的那件深蓝色毛衣，虽然是大夏天，但他坚持要穿，说不穿浪费了。王秀兰穿的是那条碎花裙子，头发披着，化了淡妆。张小五穿的是校服，白衬衫，蓝裤子，戴着红领巾——虽然他已经上高中了，但他说这是他的战袍，穿着它拍照最有意义。

摄影师是一个年轻人，戴着眼镜，说话很温柔。他让他们坐在一个布景前，布景是一片假的花园，有假的花、假的树、假的天空。他调整了一下灯光，举起相机，说：“来，看这里，笑一笑。”

张小五笑了。王秀兰笑了。张建国也笑了，虽然笑得有点僵硬，但他的眼睛是亮的。

咔嚓。快门的声音很轻，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。

“好了。”摄影师说，“三天后来取照片。”

他们交了钱，走出了照相馆。外面阳光很好，照得整条街都是亮的。张小五走在中间，左边是父亲，右边是母亲。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，三个人连在一起，像一座小小的山。

第三天下午，王秀兰要走了。

张小五送她去火车站。这一次，张建国没有来，他说他有点不舒服，但张小五知道他不是不舒服，是不敢来。他怕自己来了会忍不住，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会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。

候车室里，王秀兰拉着张小五的手，说了很多话。说到了杭州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天冷要多穿衣服，别熬夜，别省钱，该吃吃该喝喝。说要听老师的话，跟同学好好相处，别跟人吵架。说每个月的钱会按时打过来，不够了就打电话，别不好意思说。说放假了就回来，妈也回来，咱们一家三口还在一起吃饭。

张小五一一应了，点头点得像小鸡啄米。

“妈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”他说，“别太累了，别老加班，别老吃泡面。”

“妈知道。”王秀兰摸了摸他的头，眼眶红了，但没有哭，“小五，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但你是妈最大的骄傲。比什么都大。”

张小五的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他使劲憋着，憋得眼睛都红了，但没有让它们流出来。

广播响了。王秀兰站起来，拿起行李，抱了抱张小五，然后转身走向检票口。走了几步，她停下来，回过头，朝张小五挥了挥手。

“好好学习！”她喊。

“好！”张小五喊。

王秀兰转过身，走进了检票口。她的背影在人流中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消失在了拐角处。张小五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拐角，站了很久。

然后他转过身，走出了候车室。

外面的阳光很刺眼，他眯着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空气中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，也许是离别，也许是希望，也许两者都有。

八月三十一日，出发前夜。

张小五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。一个行李箱，一个书包，一个画筒。行李箱里装着衣服、鞋子、洗漱用品，还有母亲织的那件深蓝色毛衣。书包里装着课本、笔记本、文具，还有周扬送的手表和陈雨桐送的信。画筒里装着画本、铅笔、颜料，还有那些他舍不得留下的画。

他把录取通知书放在书包的最里层，和身份证、户口本放在一起。他又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落下任何东西，然后拉好拉链，把书包放在门口。

张建国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遥控器，电视开着，但他的眼睛没有看屏幕。他看着张小五忙来忙去，看着他把这个装进去把那个拿出来，看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行李，看着他像一只即将离巢的小鸟，在巢穴里做最后的准备。

“小五，你来。”他说。

张小五走过去，在父亲旁边坐下。

张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是一个红色的布包，很小，比麻将牌大不了多少。他把布包放在张小五手心里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平安符。你妈上次来的时候给我的，说她求了两个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我。”张建国的声音很轻，“我的这个，我戴了这么久，灵了。你的那个，你带去杭州，戴在身上，别摘。”

张小五看着手心里的红色布包，上面绣着一个“福”字，针脚不太整齐，但每一针都很用力，像是怕它散开。他把布包贴在胸口，感觉到里面有硬硬的东西，也许是符，也许是别的什么。

“爸，你留着吧。我那个已经有了。”张小五想把布包还回去。

“你那个是你妈给你的，这个是我给你的。”张建国按住他的手，“两个都戴上，双倍的保佑。”

张小五没有再推辞。他把那个红色的布包戴在脖子上，和母亲给的那个并排贴着胸口。两个小小的布包，一颗是母亲的温度，一颗是父亲的心意，它们贴着他的皮肤，随着他的心跳一起一伏。

“爸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一个人在家，要好好吃饭，好好吃药，按时去医院复查。”张小五说，声音有点哑，“别舍不得花钱，没钱了给我说，我想办法。”

“爸知道。”张建国说，“你别操心爸，好好读书。画画这条路不好走，但你走了，就要走到底。别回头。”

张小五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那天晚上，父子俩坐在沙发上，聊了很久。聊张小五小时候的事，聊他第一次画画的事，聊他得奖的事，聊他考上美院附中的事。他们聊着聊着就笑了，笑着笑着就沉默了，沉默着沉默着就红了眼眶。

最后，张建国说了一句让张小五记一辈子的话。

“小五，爸这辈子没什么本事，但爸有你这个儿子，是爸最大的福气。”

张小五没有说话。他靠在父亲的肩膀上，闭上眼睛。

窗外的月亮很圆，很亮，挂在那棵老槐树的树梢上，像一个巨大的银盘子。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，在地上画了一条银白色的线，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沙发脚下，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。

九月一日，杭州。

张小五起了个大早。他穿上了那件白衬衫和蓝裤子——校服，他的战袍。他把两个平安符都戴在脖子上，塞进衬衫里面，贴着胸口。他戴上手表，黑色的表带，白色的表盘，数字很大。他把画筒背在肩上，一手拉着行李箱，一手背着书包，走到门口。

张建国站在门口，帮他理了理衣领，把围巾围好。虽然是九月，但北方的早晨已经有了一丝凉意。

“爸，我走了。”张小五说。

“走吧。”张建国说，声音很稳，稳得不像一个即将送别儿子的父亲。

张小五转过身，走出了门。他走下楼梯，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。六楼、五楼、四楼、三楼、二楼、一楼。每下一层，他的心就轻一点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飞走了，飞向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他走出单元门，走到楼下。那棵老槐树还在，叶子还是绿的，在晨风里沙沙作响。那只橘色的胖猫蹲在花坛边上，舔着爪子，看见他，“喵呜”了一声。

张小五朝它挥了挥手。

“我走了。”他说，“你在家好好的。”

橘猫看了他一眼，打了个哈欠，继续舔爪子。

张小五笑了。他转过身，拉着行李箱，走出了巷子。走到巷口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回过头。六楼的窗户开着，父亲站在窗前，正在往下看。他看见张小五回头，朝他挥了挥手。

张小五也挥了挥手，然后转过身，走进了晨光里。

阳光很好，照在整条街上，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色。他走在金色的光里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一个巨人。他走得很快，但每一步都很稳，因为他知道，这条路的尽头，是杭州，是美院附中，是画室，是颜料，是画架，是画布。是他想要的一切。

火车站在前方，像一个巨大的、张开双臂的拥抱。

张小五深吸一口气，加快了脚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