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洛念又来找过她一次，说徐放把红色颜料涂在她椅子上，造谣说她来月经弄脏了座位。邹晓玲这次连叹气都省了，只说了一句“我知道了”，然后什么也没做。

她当然知道班上存在霸凌。她教了这么多年书，什么没见过？徐放那伙人是什么德行，她一清二楚。但她更清楚的是：徐放的父亲是区教育局的副科长，舒凌宇的舅舅是这所学校的副校长，黄碧辉家里虽然没背景，但嘴甜会来事，每次见面都叫“邹老师好”叫得响亮。

而洛念的父亲，她只在开学时见过一次，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。天平两端放的东西太不一样了。邹晓玲很快就做出了选择。

她安慰自己的方式很成熟：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，整个教育体制就是这样；她没有义务去当英雄，她只是一个拿工资的老师；况且，这些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，长大了自然就好了，谁年轻的时候没被欺负过呢？

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——至少她没有像有些老师那样，当着全班的面嘲笑洛念；至少她每次都会说“我知道了”；至少她没有把事情闹大，让洛念在全年级面前更难堪。

她知道这些理由站不住脚。所以她从不在公开场合提起洛念，也从不在年度总结里写关于校园霸凌的案例。她的抽屉最深处，班主任手册上关于洛念的那几页，字迹比别处都小，像是怕被人看见。

后来洛念考上了211，她还有点意外。再后来听说洛念进了国企设计院，她跟自己带的下一届学生提了一嘴：“你们学姐洛念，当初在班上也是吃过苦的，人家现在多出息。”——她把那些“苦”说成了励志故事的铺垫，把自己说成了见证者。

她不知道洛念已经死了。就算知道，大概也只会叹一口气，说一声“可惜了”，然后继续批改下一本语文作文。

一个巴掌拍不响——这句话她说了二十三年，说到后来，她已经分不清这是借口还是信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