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能有一定经济压力或对财物有强烈渴望,但并非毫无章法的亡命徒,懂得规避风险。
心理素质极佳,甚至可能享受这种掌控他人生死和获取财物的过程。
五年前作案,之后销声匿迹。要么已死,要么已迁居外地,要么因其他原因停止了犯罪。
这些都是当年专案组也大致得出的结论。但迟晏没有停留于此。他开始将思维投射到更细微、更容易被忽略的角落。
他注意到一个细节:三起案件的案发时间,虽然都在深夜,但具体时间点有细微差异。第一起在凌晨一点左右,第二起在午夜十二点半,第三起却在凌晨两点多。这差异在混乱的现场调查中很容易被忽略,或者归因于凶手随机的作案时间选择。
但迟晏不这么认为。一个如此有计划、有预谋的凶手,对作案时间的选择应该也是经过考量的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波动?
他将三起案件的发生日期、时间、以及当年的农历日期、天气情况放在一起对比。很快,一个微弱的模式浮现出来:三起案件,都发生在农历的月中或月末,而且案发当晚,月光条件都很差。凶手似乎刻意选择月光暗淡的夜晚,便于隐藏行踪。而具体时间点的差异,或许与受害者的作息习惯、周边环境噪音等更具体的踩点观察有关。
另一个细节:三起案件中,凶手逼问财物时,似乎对受害者的家庭情况有一定了解。比如,能准确说出受害者已故配偶的名字,或者知道受害者有收藏某类物品的习惯。这说明,凶手在动手前,可能进行过不止一次的伪装侦察,甚至可能与受害者有过短暂的非暴力接触。
还有,三起案件的现场,门窗被破坏的方式虽然相似,但使用的工具或着力点有极其细微的差别。技术报告里提到,门锁撬痕的磨损特征和窗框上留下的极轻微刮擦痕,暗示凶手可能使用了同一套工具,但工具本身可能在使用过程中有正常磨损或更换了部分配件。这为将来如果找到嫌疑工具,进行痕迹同一认定留下了极其渺茫但理论上存在的可能。
这些发现,并没有直接指向凶手的身份。但它们像一块块拼图,让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影子,轮廓稍微清晰了一点点。
迟晏将他的初步分析和发现,整理成一份简洁的报告,附上相关卷宗页码和细节摘录,发给了郑队的内部工作邮箱。他没有提出任何惊世骇俗的结论,只是客观地陈述了观察到的细节差异和可能的关联性。
报告发出后,如同石沉大海。郑队没有立刻找他,其他同事也依旧忙碌于手头的新发案件。积案就是如此,除非有爆炸性的新线索,否则很难调动起本已紧张的人力物力资源去重新梳理。
迟晏也不着急。他继续翻阅其他积案卷宗,同时开始熟悉二大队的日常工作流程,参与一些新发案件的辅助性工作,比如梳理通讯记录、排查监控视频、整理证人证言。他学习得更快,操作更精准,很快就能独立完成一些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,赢得了部分同事初步的认可。
一周后的一个下午,郑队拿着一份文件,走到了迟晏的工位旁,敲了敲他的隔板。
“小迟,你上次发我的关于‘8·14’案的分析,我看了。”郑队脸上没什么表情,但眼神里带着审视,“观察得很细,有些角度……确实有点意思。当年专案组后期也怀疑过凶手可能进行过伪装接触,但排查范围太大,没结果。”
他顿了顿,将手里的文件放在迟晏桌上:“正好,有个事。西城分局前两天送过来一个嫌疑人,涉及一起入室盗窃未遂。嫌疑人是个‘老油子’,有多次盗窃前科,手法熟练,反侦查意识强。但这次失手,是因为那户人家新装了隐蔽摄像头,拍到了他半个侧脸和部分动作。西城分局审讯,他咬死就这一起,其他的不认。但他们觉得,这人的作案手法和选择目标的特点,跟几起没破的旧案有点类似,其中就包括‘8·14’案的第二起,受害者也是独居老人。人现在暂时押在市看守所,准备并案深挖。你……”
郑队看着迟晏:“你刚来,对‘8·14’案的细节现在比一些老同志还熟。西城分局的同事下午过来交流情况,你跟我一起去听听,看看有没有什么想法。”
这是一个机会,也是一次考验。让他接触一个可能与惊天积案有关的现案嫌疑人,意味着初步的认可和信任。
“是,郑队。”迟晏合上手中的卷宗,站起身。
会议室里,西城分局的两位刑警已经在了。他们带来了嫌疑人的详细资料、本次案件的卷宗复印件,以及他们认为与旧案可能关联的要点分析。
嫌疑人名叫孙茂才,四十六岁,无固定住所,有长达二十年的盗窃前科,精通开锁和攀爬,性格狡猾,善于伪装,曾多次被捕,但都因为证据不足或只认现行小案,刑期不长。这次被拍到的案子,他试图潜入一户独居老人家中,但触发了新装的警报系统,仓皇逃窜时被保安拦住。
西城分局的刑警重点指出:孙茂才选择目标、入侵方式、作案时间、以及作案时那种冷静、甚至带有某种“仪式感”的翻找方式,与“8·14”连环案有几分类似。尤其是第二起案件,受害者家门锁是被技术性开启的,与孙茂才的惯用手法吻合。
但他们也承认,差异也很明显:“8·14”案是抢劫杀人,孙茂才历史上从未涉及命案,最多是盗窃转抢劫时有过暴力威胁。而且,“8·14”案现场处理得极其“干净”,孙茂才以往的作案现场虽然也算小心,但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。
“我们审了他两天,嘴很硬。只认监控拍到的这次未遂,其他的,一问三不知。但直觉上,这小子没那么简单。”西城分局的老刑警皱着眉头说。
郑队看向迟晏:“小迟,你刚看完‘8·14’的卷宗,又听了孙茂才的情况,有什么看法?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迟晏身上。这个新来的年轻人,能说出什么?
迟晏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拿起西城分局带来的孙茂才近照看了看。一张普通甚至有些沧桑的中年男人的脸,眼神里有一种混不吝和市井的狡黠。
然后,他再次在脑海中调阅“8·14”案的所有细节,尤其是第二起案件,与孙茂才的已知特征进行快速比对、筛选、排除。
几分钟后,他抬起眼,平静地开口:
“孙茂才,可能不是‘8·14’案的凶手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。西城分局的刑警脸上露出些许错愕和不服气。
“理由?”郑队不动声色。
“第一,暴力层级不符。”迟晏语速平稳,“‘8·14’案的凶手,展现出的是冷酷、高效、毫不犹豫的致命暴力,杀人灭口是其固定环节。孙茂才有多次前科,但历史记录显示,他的暴力倾向有限,遇到反抗或意外时更倾向于逃跑而非升级对抗。从盗窃犯演变为连环杀人犯,尤其是手法如此稳定残忍的,心理和行为模式通常会有更明显的渐变或触发事件,在孙茂才的已知经历中看不到这种支撑。”
“第二,现场处理能力差异。”他继续道,“‘8·14’案现场,凶手表现出对痕迹清除的高度重视和执行力,几乎达到‘专业’级别。孙茂才虽然反侦查意识强,但其过往案发现场,或多或少会留下手套印、纤维、或者因匆忙留下的工具痕迹。而这次未遂案,他甚至没注意到新的隐蔽摄像头。这种对‘新风险’的敏感度不足,与五年前那个能在警方大规模排查下全身而退的凶手形象有差距。”
“第三,也是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,”迟晏顿了顿,“时间线和‘休眠期’问题。‘8·14’案发生在五年前,之后凶手彻底消失。假设孙茂才是凶手,他在犯下三起血腥命案后,能完美隐藏五年,期间只进行一些低风险的盗窃,然后突然在今年,以一种相对‘粗糙’的方式再次出手,目标依然是独居老人,但只偷不杀?这不符合连环犯罪者通常的行为模式。要么他彻底‘升级’或‘转型’,要么就应该继续沉寂或彻底远离犯罪。这种‘高开低走’再‘低水平重复’的可能性很低。”
他的分析冷静客观,基于行为模式对比和犯罪心理学的基本逻辑,没有掺杂主观臆测。
西城分局的刑警听完,沉默了片刻。其中一人缓缓点头:“你这么一说……确实有点道理。孙茂才这小子滑头,但要说他敢连杀三人还处理得那么干净……是有点悬。”
郑队眼中闪过一丝赞许。迟晏没有盲目附和“并案”的初步设想,而是基于证据和逻辑提出了合理的质疑,这显示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扎实的基础。
“不过,”迟晏话锋一转,“孙茂才长期在底层摸爬滚打,接触三教九流,而且其作案区域与‘8·14’案有部分重叠。他有可能听说过什么,或者甚至无意中接触过与真凶相关的信息。”
他看向郑队和西城分局的同事:“我建议,审讯孙茂才时,可以换一种思路。不直接逼问他是否是‘8·14’案的凶手——他肯定否认,而且可能因为抵触而彻底封闭。可以围绕他这几年在社会上的活动,特别是五年前那段时间,他常混迹的场所、接触的人、听到的传闻,进行迂回询问。比如,问他是否知道当年那几起轰动的大案,有没有听道上的人议论过,或者是否注意到当时有什么‘生面孔’或行为异常的人在相关区域活动过。他为了撇清自己,或者显示‘江湖地位’,反而可能吐露一些有价值的碎片信息。”
这个建议,将孙茂才从一个“潜在凶手”的角色,转变为一个“可能的信息源”。降低了对抗性,提高了获取情报的可能性。
郑队沉吟片刻,看向西城分局的同事:“我觉得小迟的建议可行。孙茂才这块硬骨头,硬啃可能效果不好。换个角度,或许能有意外收获。你们看呢?”
西城分局的两位刑警交换了一下眼神,点了点头:“可以试试。反正现有的证据够他喝一壶了,不怕他什么都不说。”
会议结束,西城分局的刑警带着新的思路回去了。
郑队在迟晏离开会议室前,叫住了他:“小迟,表现不错。观察细,脑子清,不盲从。刑侦工作,有时候就得有这份冷静和怀疑。‘8·14’的案子,你继续跟一下,协助西城分局那边梳理从孙茂才口中可能挖出的信息。另外,队里最近新发的那起抢劫伤人案,你也参与一下外围排查,熟悉现案流程。”
“是,郑队。”